雾霾污染的教训值得我们警醒

　　北京连续6天的雾霾天气直到16日的西北风和一场小雪才有所缓解，似乎雾霾过去，危机已不复存在了。污染根源不治，雾霾仍要光顾，关键是眼下如何决心根治。此时，笔者想到了英国和美国的两件案例。

　　伦敦烟雾事件：英国伦敦1952年12月5—9日，5天内死亡4000多人，事件总共造成12000多人丧生。死亡原因是这期间，烟尘最高浓度达4460微克/立方米，二氧化硫日平均浓度竟达到3830微克/立方米。二氧化硫经过某种化学反应，生成硫酸液沫附着在烟尘上或凝聚在雾滴上，随呼吸进入器官，使人发病或加速慢性病患者的死亡。这场伦敦烟雾事件，直接推动了1956年英国洁净空气法案的通过，推动了英国环境保护立法的进程。

　　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美国洛杉矶1943年5—10月期间死亡400多人，1952年12月和1955年9月又各造成400余人死亡。死亡原因都是洛杉矶250多万辆汽车排放的尾气和工业废气等形成光化学烟雾，这种烟雾中含有臭氧、氧化氮、乙醛和其他氧化剂，滞留市区不散，致使大多数居民患眼睛红肿、喉炎、呼吸道疾患恶化等疾病，就连远离市区100公里以外的海拔2000米高山上的大片松林也因此死亡。这几场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推动了美国国会1963年通过《清洁空气法》，美国1971年颁布《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以及1997年PM2.5纳入美国国家标准。

　　上世纪50年代，英美等国正处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为了迅速积累财富，不惜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走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伦敦曾被称为“雾都”，洛杉矶曾被称为“美国的烟雾城”。半个世纪的历程中，公民环境意识的觉醒，政府环境保护的作为，使伦敦和洛杉矶都成为环境良好的城市。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迎接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时候，希望寄托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结合起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这种跨越式发展当然包括跨越环境污染的阶段，实现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我国的现实是空气污染依然严重，“先污染后治理” 的发展模式没有根本改变。这说明我们的科学发展观还只是流于形式、流于口头，我们的环境保护政策的设计和执行还有问题。如果不对环境保护中失职的官员加以问责，先污染的发展模式就难以改变，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就难有所作为。

　　最近一段时间，我国中东部地区持续雾霾天气。由于大气条件等原因，雾霾笼罩在北京、南京等多数主要城市上空，难以散去，多地遭受严重污染。雾、煤烟、汽车尾气、建筑粉尘以及工业排放的有毒混合物滞留空中。一些人感到喉咙痛、眼睛刺痛、胸痛、头痛等不适，医院呼吸科人满为患。灰尘对人危害很大，特别是小于2.5微米的微粒（PM2.5）对人体危害最大，因为它们足够微小，能够进入血液，损伤肺组织。有数据显示，北京雾霾严重时PM2.5浓度接近每立方米1000微克，安全的数值应该是低于每立方米50微克的水平。央视官方微博“央视新闻”发布说：“2010年，北京、上海因PM2.5污染致死人数接近交通意外死亡人数的3倍。”

　　我国制定了较完备的环境保护法律，但由于缺乏执法，缺乏问责，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方式往往被默许，环境污染问题变得越来越糟糕。据亚洲开发银行和清华大学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报告称，中国500个大型城市中，只有不到1%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标准。建设美丽中国，环境保护是基本，如果生存的环境都不安全，岂敢奢谈什么美丽？十八大报告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此次雾霾天气凸显我国“生态赤字”的短板，暴露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

　　同志1月15日在谈及空气污染治理问题时指出：“我们要及时并如实向公众公开PM2.5的数据。积累问题是个长期过程，解决问题也需要一个长期过程，但是我们必须有所作为！我们一方面要加大环保执法和其他相关方面的工作力度，另一方提醒公众加强自我防护。这件事需要树立全民意识，需要全民参与，共同治理。”笔者理解，政府的作为就是依法治理环境，加强制度建设，加强环保问责；公民的作为就是公民环保意识的觉醒，监督政府、企业和他人，约束自己。只有从顶层到底层的上下良性互动，才能真正走出我国环境保护面临的困境。这种互动既包括环境保护的制度政策的设计与执行，也包括工业的组织形态与生产方式的转变，更包括社会公众对环境保护的监督与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