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欠薪”入罪 立法应反映民意

　　8月23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中，将恶意欠薪定为犯罪。草案规定，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或者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最高可处七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恶意欠薪”能构成犯罪吗？早在今年两会上，中华全国总工会就建议将“欠薪罪”写入《刑法》，引发了激辩。反对者认为：欠薪本质是民事纠纷，不应作为犯罪来处理，否则就是刑法的触须延伸过长，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且如此立法也缺乏可执行性。民法专家梁慧星建议从民事立法的角度，加强对劳动者工资的“债权”的保护，比如，工资优先于国家税收受偿；延长诉讼时效；实行法定强制利息……也有法学家强调应加强劳动部门的行政作为。

　　寄希望于民事立法、劳动部门的执法，似有隔靴搔痒之嫌，并未直面现实的残酷。事实上，就是有很多黑心老板恶意逃账，人都找不到，怎么民事起诉？对于恶意欠薪，劳动部门当然应有所作为，但劳动部门只有“软权力”，本身没有查账、冻结资金、查封资产的“硬权力”，至于寻找、扣留黑心老板，那更是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羁押权。要切实解决恶意欠薪的问题，强力机关的介入必不可少。

　　但警方介入的前提就是恶意欠薪入罪，这才能启动刑事程序。今年年初，沈阳警方曾表示：农民工讨薪可打110报警。但这种规定的法律意义不大，因为欠薪本身不是犯罪，警方师出无名。比如不乏这样的新闻：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在春节前好不容易找到老板，甚至用铁链子锁了老板的豪华车，向警方报警，但警方所能做的仅仅是调解，根本无权强制老板还钱、更无权抓捕。公权力救济无望，打工者因为求告无门，使用违法手段“恶意讨薪”的案件频发，严重危害社会安全。“恶意讨薪”因为使用了明显的违法手段而被法律严惩，那么作为罪恶源头的“恶意欠薪”岂能逍遥法外？所以，恶意欠薪已经严重破坏了刑法应保护的社会关系，既然问题超越了民事层面，当然需要将之列为犯罪打击。也正是由于公安机关的积极介入，才避免了公民私力救济时可能引发的暴力行为。

　　其次，海外的相关立法也可资借鉴。比如韩国规定，恶意欠薪可判处3年以下监禁或2000万韩元以下罚款。我国香港雇佣条例规定，雇主迟于工资期届满7天不支付雇员工资即属“违法”，可处罚款20万港元及监禁一年；即使雇主的刑事罪名不成立，法官还是可以直接判决雇主支付工资，不需要雇员另行起诉。

　　此外，恶意欠薪入罪有坚实的民意基础，这正是立法本身的合法性的基础，事实上，自1997年《刑法》颁布以来，已经有了7个修正案，成为修改最为频繁的法律，这是立法积极反映民意的体现。刑事立法打击恶意欠薪，能震慑无良老板，向劳动者提供公权救济，也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有着当然的紧迫性、正当性和民意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