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艾滋高发区发现者桂希恩 5年影响中国500年

　　“我只是一个老朽，一个70多岁的老头子了。”当桂希恩教授知道记者采访的来意后，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这句话是他谦逊的回绝，也成为他无畏的理由。“我做的这些事情其实没什么，有很多人在做着和我一样的工作，甚至比我做的更多。”

　　1999年，在武汉中南医院进修期间，河南省文楼村医生陈宝印把家乡许多青壮年得怪病死亡的消息告诉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传染科主任桂希恩，几天之后，桂希恩带着简单的医疗器械，踏上了文楼村的土地。他给11个村民抽取了血样。回到武汉后，得到的检测结果出人意料，11个装着病人血液的试管中，有10个HIV呈阳性两个月后，一个传染病医生的使命感驱使桂希恩再次进村。为了躲避当地有关方面的阻挠，他在这一年的中秋节再次来到文楼。这次抽了140多个血样，结果有超过一半HIV呈阳性。所有的病人都曾经在90年代初有过卖血史，甚至在20岁至60岁的村民中，如果没卖过血，那一定是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对于河南农村，这是惟一大面积感染艾滋病毒的途径。他继续利用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偷偷潜入文楼村，以及上蔡县的其他村庄，继续对他的患者进行治疗。他住的招待所，吃最简单的饮食，用最纯朴的语言教给患者简单的医疗常识。在秘密状态下，桂希恩完成了对村庄疫情的初步调查，10月中旬，他将自己的发现正式报告给了当地政府。10月底，他又向中央领导寄交了自己的调查报告。“我担心我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一个比血吸虫病更可怕的瘟神来到这个地区，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副总理亲自做出的批示，给在河南已经举步维艰的桂希恩和他的病人们带来了一线生机。这一年，桂希恩成为中国艾滋病高发区的最早发现者。

　　随后的几年中，桂希恩每隔几个月就会去一次河南，送医送药。每次都是自费，而且往往还要自费给病人一些帮助，对于这些，他都很低调。不仅作为一个医生，他还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去的，他自带面包和水，常常是这个晚上用幻灯给当地农民讲课，那个晚上就去看病人。他每次去就住20块钱一个晚上的小旅馆，为了方便农村的病人来。有个病人，全村的人都怕他，他用过的东西连他的亲戚朋友都扔，不敢碰。桂希恩特意跟他拍了一张两个人握手的照片，让他放大后贴在墙上，“你跟人家说，这个老医生都不怕，你们怕什么？”

　　2001年，桂希恩有了更“惊人”的举动。5月，他将5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带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桂希恩安排他们住进一栋将要拆掉的两层宿舍楼里。此举立即引起周围人们的极度恐慌。面对重重压力，桂希恩只好把5名艾滋病患者接到自己家中。第一天晚上，他特地从餐馆买来“鱼香肉丝”等3个炒菜，桂希恩说，这是他家平时最“奢侈”的一顿晚餐。桂希恩与这些病人同吃同住，为他们做了全面检查，为他们制订了治疗方案。他还专门抽出时间，陪他们游览了东湖。桂希恩在用自己的行动，呼唤人们对艾滋病患者的理解与支持。

　　2004年2月28日，瑞士银行家马丁?哥顿先生来到湖北省武汉市，将2003年度艾滋病预防的国际最高奖“贝利—马丁”奖颁给了桂希恩，奖励他在艾滋病防治领域所做的开创性工作，桂希恩在颁奖现场宣布将5000美元奖金全部用于艾滋病防治工作，然后悄然退场。同样在这一年，几位艾滋病患者曾经住过的桂希恩的家中，来了一位贵客。６月11日上午，在湖北考察工作的国务院总理专门抽出时间，登门看望桂希恩。一走进他家简朴的客厅，就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我在电视上看到你的事迹，很感动。我还在最近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上表扬了你。这次到湖北出差，专门来看看你。”2005年1月，桂希恩被提名为2004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同年，美国《时代》周刊《拯救生命》专题评出的全球18位医疗精英，桂希恩榜上有名。对于，他却毫不知情。有媒体评论说，他用自己5年的时间，影响了中国500年。

　　如今，桂希恩与几百名艾滋病患者成为朋友，这个数目还在不断扩大，朋友来自各个社会阶层，各个地区。他们中间有很多人都定期和他通信，而每一封信，他都亲自来回。为此他还买了个手机，平常也不开机，记者找他，只能打到办公室，他说这条热线，是专门为他的那些病人朋友们而设的。

　　“他清贫而充实，温和而坚定。仁者的责任让他知难而上。他让温暖传递，他让爱心汇聚，直到更多的人向弱者张开双臂，直到角落里的人们看到春天。他不惧怕死亡，因为他对生命有博大的爱。”这是桂希恩入选“2004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时的颁奖词。前不久，桂希恩又去了一趟河南。“以前我每天能看三四十个病人，现在力不从心了。”他对随行的记者说，“在我这个年纪，死亡是件很正常的事。正因为如此，我希望自己还能做点事，因为我的时间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