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开职业病诊断困局

　　本报记者 孟庆普

　　申请职业病诊断必须要企业提供证明，而企业提供证明的结果是，可能面临更多的经济赔偿，政府更严厉的处罚。于是，企业想方设法规避责任，甚至设置障碍阻挠病人取证。从河南的“开胸验肺”个案，到深圳的百余人“尘肺门”，职业病诊断困局逐渐成为困扰农民工最大的问题之一。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病防治所所长李涛说，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卫生部根据《职业病防治法》和《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专门出台规定，用人单位不提供或者不如实提供诊断所需材料的，职业病诊断与鉴定机构应当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自述材料、相关人员证明材料等作出诊断或鉴定结论。这意味着，即便用工单位不出具证明，只要凭借农民工自述或者工友证明，也能作为职业病诊断鉴定的依据。因此，农民工要注意保存打工证据。例如，打工期间的工资条、胸卡或者出入证等要留存下来。证件虽小，却可能在将来时成为关键的证据。

　　广东省职防院副院长丘创逸说，一个人得了职业病，无论是在深圳得的还是在上海得的，无论是跟A企业有关还是跟B企业有关，丝毫不影响他是病人这个事实。医疗机构所做的就是给他诊断和治疗。至于病因、跟哪个企业有关，是另一个问题。如果仅仅因为无劳动合同、无法确立劳动关系，就影响到病人的诊断和救治，显然是舍本逐末。

　　丘创逸认为，目前出现的因为农民工流动性大、打工地点不固定、无劳动合同、无务工证明、无体检证明，甚至没有任何与企业有劳动关系的证据，导致职业史和职业接触史难以确认的现状，归根结底是因为政府管理思路没有跟上市场经济发展的步伐。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更是契约经济。如今，很多用人单位连劳动合同都不跟劳动者签，那些受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何以提供出职业病诊断必须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及工作场所历年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资料？虽然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如何，但是如果用人单位不提供，劳动者怎么办？诊断机构又怎么办？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已处于职业病危害的高发期。如果任其发展蔓延，远期危害不堪设想。因此，当务之急是加大调查力度，尽快摸清农民工职业病危害“底数”，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在开展农民工职业病流行病学调查的基础上，建立职业病监测哨点网络，动态掌握职业病发病实际情况。在中央政府层面，建立省际职业病防治工作协作机制。对跨地区职业病危害事件，应由政府出面依法，避免企业推诿及拒付医疗费等现象发生，想方设法救助农民工。此外，各级政府应倡导建立职业病防治救济基金，解决因职业病致贫农民工、特困和破产企业患职业病职工的体检和治疗问题，救助找不出责任方的职业病患者。

　　丘创逸说：“目前在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基金解决职业病人治疗和后续问题已是比较普遍的做法。”基金由政府主导建立，社会各界监督使用，经费来源为有职业危害因素的企业。由权威技术机构综合考虑不同企业的职业危害状况、严重程度，是否有职业病发病记录、诚信度等因素，定期评估企业的支付额度。一旦出现职业病患者，不再追查其到底跟哪个企业有关，而是由基金负担治疗。对企业来说，如果管理不善，制度不健全，或者出现过职业病患者，意味着其将提前支付更多的费用。这也逼着企业不断改善职业卫生状况，努力减少职业病患者的出现。“在香港地区，因为职业病防治形成良性循环，这个基金数额目前越来越大。香区政府正在考虑提高职业病患者待遇，同时降低企业支付额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