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呼吁提供医疗廉价方案 不再醉心“高难度”

　　另外，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一些旧有的误解也被厘清。临床常见的甲亢过去被诊断为以T3增高为特征的一种器官特异性疾病，但部分患者出现的突眼、粒细胞减少、肝功能损害、房颤、肾小管酸中毒等多系统损害，却不是T3代谢综合征能解释的。

　　这些新情况、新问题说明，在某种程度上，沿袭几百年的生物医学模式及其衍生的特异性病因说陷入了困境。天津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吴咸中院士说，由“整体病”变为“系统病”，再由“系统病”转为“器官病”的医学发展趋势应当加以适度的控制，否则医学就会支离破碎。

　　盲目做支架，不去改善生活方式，不做预防，不做控制，这场战争不可能打赢。要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转型，去关注没症状的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安贞医院流行病研究室主任赵冬曾发表文章称，从他统计的数据来看，搭桥和介入等治疗手段对减少稳定性心绞痛死亡率的贡献是有限的。因此，他说，“如果到了2009年，你还在继续针对疾病治疗，天天比支架数量，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胡大一在多个场合引述上面的事实。“为什么会这样？是危险因素没有控制。”他说，1984年到1999年，中国人吃鸡蛋吃肉不再凭票，所以胆固醇就高了，心肌梗死增加了。而且心肌梗死更加年轻化，30岁至44岁的北京男性心肌梗死死亡率增加了111%。因此，盲目做支架，不去改善生活方式、不做预防、不做控制，这场战争不可能打赢。

　　“过去我们诊疗模式最大的缺陷和荒谬是"等症状"，包括医生自己，没有症状不看病。”胡大一指出，大量高危人群，或者已经进入亚临床，已有病变，但还没有爆发的人群没人管。“病发了，先不说能不能治好，光看病费用就大得不得了。”

　　在他看来，那些有危险没症状的人，应该由社区和农村的基层医疗保健机构来管，过去这个功能不健全，甚至是缺少的。他说，人们非要等到有了症状，疾病进入终末期才到医院治病，从而导致看病难、看病贵。要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转型，去关注没症状的人。

　　然而，“等症状”的产生有着更深的历史原因和背景。《医学与哲学》杂志主编杜治政认为，自从上个世纪初，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分离，医院越来越把治疗作为最重要甚至唯一重要的事务，把预防丢得远远的。而“预防仅仅靠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是不够的，他们虽然在流行病调查等方面有很大的优势，但是却缺少临床医生的可操作性。”

　　唯一可行的办法似乎是，医院，尤其是大的医疗中心走出大门，运用临床实践中积累的资料，和预防机构一起，开展健康管理，指导人们改变各种不良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这不仅仅会大大减少人们的痛苦，也是花费较低的选择。一些医院和医生也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

　　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何权瀛领导的呼吸科，早在十多年前就认识到，要控制支气管哮喘，必须从加强对病人的健康教育着手。他们从1993年开始探索哮喘病人的教育工作，最终形成了哮喘教育门诊、哮喘教育宣教中心、哮喘患者协会“三位一体”的医学服务模式。他们的比照结果显示，教育组控制的测试达到良好控制以上占85%，远高于对照组的37%。

　　 治疗好与坏可以立竿见影，而预防工作搞得好不好，要几年后或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才能见到效果。眼下社会是浮躁成风，重视当下业绩，谁还会做那些几十年后见效的“傻事”？

　　做了十几年预防工作的何权瀛深知医生走出门诊大楼对患者之重要，同时也深知走出去之难。他说，临床试验医学与临床流行病学是临床医学这一马车的两个轮子，一辆马车只有一个轮子或者两个轮子大小不一，完整性不同，这辆马车不仅跑不快，弄不好还要翻车。

　　“现在的问题是，许多呼吸科医生不懂临床流行病学，缺乏流行病学知识，甚至分不清发病率与患病率、病死率和死亡率的区别，整天忙于疾病治疗，而且多为治理下游阶段，抢救那些濒危或者临近死亡的晚期患者，没有意识到应当通过临床流行病学方法确定呼吸病的概况和全局，摸清楚这些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才能找到切实有效的防控这些疾病的措施。经验表明，临床医生只有真正掌握了临床流行病学知识和方法，才能进一步提高临床技能水平和科研思维水平。”

　　提倡预防为主是我国卫生工作方针之一。提倡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已经是老生常谈了，然而效果并不显著。何权瀛分析说，预防工作重要，这个道理都知道，临床医生也知道预防呼吸病重要，知道是一回事，做不做、如何做是另一回事。分析其原因有很多：

　　第一，现有的医疗体制没有相应的保证机制，把预防工作作为医疗的一项“刚性指标”来要求和考核；

　　第二，临床医生，尤其是大医院的医生太忙，忙得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预防、宣传工作；

　　第三，预防工作是慢功夫。治疗好与坏可以立竿见影，而预防工作搞得好不好，要几年后或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才能见到效果。眼下社会是浮躁成风，重视当下业绩，谁还会做哪些几十年后见效的“傻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