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医患纠纷不能全靠第三方 需从根本上加强沟通

　　新闻缘起

　　“徐宝宝”事件：第三方调查还原事实真相

　　2009年11月3日上午，5个月大的“徐宝宝”被双亲送至南京儿童医院。医院初步诊断病症为眼眶蜂窝组织炎。住院后至4日凌晨，患儿病情迅速恶化，经抢救无效死亡。

　　事后家属在网络上发帖，称值班医生当晚打网络游戏而疏于治疗，患儿母亲亦曾哀求下跪等情况。

　　11月10日，南京儿童医院对此做出反应，否定了“医生打游戏”和“家属下跪”等事实。院方的自行调查被质疑。

　　11月11日，南京市政府及卫生局宣布，成立第三方的调查组对此事进行重新调查。12日中午，包括媒体记者、网民代表等在内的14人组成的调查组成立。

　　11月12日下午，南京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市卫生局局长陈天明表示，根据第三方的调查结果，“患儿家长所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调查对事件中医院所有当事人进行了处理。

　　从根本上解决医患纠纷，还要靠制度的改进和医患双方的共同努力

　　将新闻进行到底

　　当记者来到北京卫生法学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时，学会秘书长兼中心主任张云林的日程临时改变了。当天他被临时通知主持几起医疗纠纷调处的专家合议听证会。记者正巧赶上，在获得允许后，参加了旁听。

　　医疗纠纷调解中心位于北京一家并不太起眼的写字楼里。但近年来，张云林和他的同事所从事的工作却吸引了越来越多关注的目光。2005年，北京市全面推行医疗责任保险，2008年参保医疗机构达400多家，占北京市应参保医疗机构735家的58%，缴纳保费4000多万元。

　　按照《关于北京市实施医疗责任保险的意见》，医院向保险公司交纳保费，发生医疗纠纷后，由保险公司委托调解机构处理医疗纠纷，提出赔偿意见。而负责这一调解任务的正是北京医疗纠纷调解中心。

　　随着医疗纠纷的增多，作为第三方调解机构的调解中心能否真正发挥调解作用，同样引人关注。

　　第一现场 最难的就是医患沟通

　　一间狭小的会议室里，临床医学、医院管理、医疗过失认定和保险理赔方面的专家、高级法官、律师等十几人围满了会议桌，医患纠纷调处案的病历、调查报告通过投影机呈现在大家面前。

　　张云林告诉记者，这是大家在对几起医疗纠纷医疗过失的认定与赔偿进行因果分析、责任分析，会上允许质证，可以争议，最终将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经调解达成医患双方和解。而这也是他的日常工作。

　　当天合议的一个案子里，从调查情况来看，并不能证明患者的死亡与医生用药存在因果关系。合议过程中，小组成员提出，患者进了重症监护室到死亡这段时间里，医院抢救措施是积极的，没有违反医疗护理规范常规，但没有告知抢救措施的风险，侵犯了病人的知情同意选择权，应当适当赔偿。

　　“从患者的角度来说，总认为医院存在过错，而医院也很委屈，需要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出来说句公道话。”张云林告诉记者，和处在火头上的患者打交道也不容易，需要技巧，“首先要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一起探讨哪些是对的，哪些不对，这样他就信任你了。”

　　张云林向记者提供的一份材料显示，2008年北京市发生的医患纠纷约15000—18000起，因医患纠纷补偿赔偿总额超过1.7亿元。截至2008年11月底年，参保医疗机构共发生医疗责任争议案1675件，非诉讼与非行政的第三方调解处理达1402件，占到了83.7%。

　　运作模式 以专业协会为依托独立调处

　　“我们算社团组织的专业调解，有点职业化了。”张云林告诉记者，从1998年起，北京医疗纠纷调解中心就在全国率先着手探索第三方调解模式。如今，在全国各地铺开的第三方调解已可总结为四种模式。

　　以专业协会为依托的北京医疗纠纷调解中心属独立法人单位，坚持独立调处，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干扰，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调解中心主持的调解协议是保险公司理赔或医疗机构赔偿的依据。

　　调解过程大致是这样的：发生纠纷以后，医院先向保险公司报案，保险公司再通知调解中心，派人到医院调解。如果患者愿意调解就填写申请说明书，中心正式介入医疗纠纷，调查取证。张云林介绍，调解中心就是一个在医院、保险公司和患者之间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在第一时间内将医疗纠纷由院内转移到院外的这样一个机构，并提供一站式全程全方位服务。

　　张云林告诉记者，与医患双方协商、行政调解、诉讼解决相比，第三方调解程序便捷、经济和省时，不仅和谐医患关系，而且至少可节省诉讼成本1万元以上，加上“以防为主，以调促防”、降低医患纠纷发生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将会降低更大的社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