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究责早该走出“刑不及官”误区

　　实际上，在“三鹿奶粉事件”中，有关部门官员监管不严、应对不力，而且以“”等似是而非的说辞为由，对已经发生并不断扩大的疫情隐瞒不报，对于劣质奶粉流入市场以及事态进一步恶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按照现行刑法，已经可以按渎职罪的条款予以惩处。如果说渎职罪的条款还比较宽泛，那么，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三鹿奶粉事件”中有关官员涉嫌“弄虚作假，不报、缓报、谎报或者授意、指使、强令他人不报、缓报、谎报情况，导致重特大事故危害结果继续、扩大”， 已经达到了《规定》中关于滥用职权罪的立案条件，检察机关也应当按滥用职权罪立案。但是，最终无一名官员以滥用职权罪受到追究。

　　现在，刑法修正案如果获得通过，食品安全渎职罪如果在《渎职罪》一章中成为一个单列的罪名，将为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追究监管部门官员的刑事责任，也为公众监督食品安全事件的究责处理，提供更加明确的法律依据。这个明文载于刑法的罪名，将比最高检的《规定》更加权威，更具威慑力，在追究食品安全责任的时候，有关方面和司法机关再也难以对刑法中的“食品安全渎职罪”置若罔闻，难以像以前那样得心应手地对有关官员“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了。

　　刑法专门增设“食品安全渎职罪”，使食品安全究责走出“刑不及官”的误区，从根本上讲，是为了加大对食品安全事故中涉案官员的惩处力度，给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官员施加更大的压力，并通过他们将这种压力传导到食品生产、加工、销售的各个环节，从源头和过程上保证食品的安全生产和规范流通。监管部门官员只有切实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他们才能增强履行监管职责的动力，才能通过严格高效、艰苦细致的工作，为食品安全提供坚实有力的保障。于骞（北京 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