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肺病鉴定马拉松 同一村146人患病24人病故

　　其实，

　　与其说是离开，

　　不如说是解脱。

　　在这个世界上，

　　我承受了太多的苦和痛，

　　肉体的、更是精神的。

　　离开真的很容易，

　　但是为了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

　　我一直坚持着，

　　我留恋这个世界。

　　但是上天仿佛不忍心让善良的精灵再承受更多的苦难了！

　　人总要送走一个自己才会获得另一个自己，

　　我这么想着、安慰着自己，

　　生活是自己的，

　　年华不过（是），不过（是）流火。

　　不过（是）不可琢磨的一个谜。

　　如何让悲剧不再重演？

　　职业病防治法定主体缺失，尘肺病人步履艰难

　　卫生部部长在去年全国职业病防治工作座谈会上透露，全国30多个行业不同程度遭受职业病危害，估计有2亿劳动者在从事劳动过程中不同程度地遭受职业病危害。新中国成立至2009年底，全国已累计报告职业病病例72万多例，其中尘肺病65万多例。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说，不容乐观的是，我国的职业病进入了高发期和矛盾凸显期。

　　《职业病防治法》修订迫在眉睫

　　农民工问题专家潘毅指出，2003年国家调整了职业病防治工作的法定主体，由安监部门接管原属卫生部的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监督检查职责。2005年，卫生部与国家安监总局联合下发《关于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职责分工意见的通知》，明确了卫生部门和安监部门各自的职责范围，以及协调工作机制。

　　但是，我国现行的《职业病防治法》未能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来确定安监部门的执法主体地位，使安监部门长时间以来只能以《通知》和部门规章作为依据来行使执法资格，在开展职业病防治工作时处于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

　　已经实施10年的《职业病防治法》正在修订，可能会明确执法主体地位。另外职业病目录有望扩大，且“谁主张谁举证”的传统做法也拟改为“举证责任倒置”。这些修订都将为职业病的诊断和鉴定扫除障碍。

　　治病救人应和职业病鉴定分开

　　但不可忽视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尘肺病人步履艰难，而散于各地的民间救助只能缓解一部分人的困难。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沈原认为，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可以建立一个尘肺救治基金，由国家对尘肺病人进行救治，然后再由国家向担负赔偿责任的企业追责。

　　他说，面对众多尘肺病人无门的状况，现在到了必须作出制度安排的时候，“治病救人应和确认劳动关系分开，比如尘肺病人非常难，就算拿到赔偿，人也去世了，还有什么用呢？”

　　今年古浪县农民尘肺病患者的救治救助就是先启用了专项基金。在网友、社会公众与媒体合力救援之后，去年以来甘肃已多方筹集专项基金1108万元，积极开展，同时针对相关问题展开整顿查处。

　　“农民工输出地和打工地在一个省内，协调相对容易，但湖南耒阳尘肺病人这种情况，就必须由国家成立基金。”沈原说。

　　所以，几位农民工问题专家建议成立国家层面的专项基金，将治病救人和职业病分开写入修订后的法律，从而避免耒阳尘肺病悲剧再一次出现。

　　盼望更多公益组织参与救助

　　耒阳尘肺病人都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他们倒下了，意味着一个家庭的支柱倒塌。当初的“人文关怀”补偿多已花费殆尽，而通过法律途径的工人，至今都还没拿到赔偿，负债累累。

　　“每一个尘肺病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大人倒下了，但孩子不可以失学。”为了减轻这些家庭的负担，为了让他们的孩子能够继续读书，清华大学沈原、北京大学卢晖临等学者发起了“北大清华师生公益助学”计划，在高校教师中募集善款，定向资助耒阳市导子乡尘肺家庭的孩子读书和生活，并请当地人（村委会干部）负责联络和监督。

　　“不管有多难，孩子不能失学，不能让孩子们没有未来。”在捐助现场，沈原几度哽咽。

　　几位学者希望能有更多的公益组织参与到耒阳尘肺病人救助行动中。

　　（北大、清华等社会学系学生调研小组对此文亦有贡献，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