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消除公众“标准焦虑”

　　事实上，除了国家标准，我国还存在很多的企业标准和行业标准，要鼓励企业标准高于行业标准、国家标准；也就是说，国标应相当于“最低门槛”，并不是“天花板”。

　　但不得不承认，国内确有一些“不思进取”的大企业，将国标的“门槛”当成“免死金牌”，这样既不利于行业发展，更容易损害消费者的信心。

　　上海市食品研究所技术总监马志英指出，行业领军企业更应该要求自身通过技术手段实现更高质量，引导行业水平提升，形成行业标准、企业标准向国家标准转换的机制。

　　“新国标已完全达到安全的要求，就我国现状而言，最令人担心的是标准能否落实的问题。”全国食品工业标准化委员会委员、高级工程师汪国钧指出，我国很多食品加工企业存在小、散、乱的特点，生产中过量、违法添加的现象横生，监管成本又很高。“有了国标，如何严格执行，才是真正考验。”

　　“绑架”之争：

　　国标制订到底谁说了算

　　在乳品等新国标的制订中，国内几大巨头企业作为制订主体的身影频频进入公众视线，引发了疑惑。

　　多次参与国标制订的汪国钧表示，首先，制订国标的经费一般由国家承担，不受制于企业；其次，《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标准制订由医学、农业、食品、营养等方面专家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的代表组成，并要求广泛听取食品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意见。也就是说，企业应该参与标准制订，但绝不可能是主导者，所以不能说企业“绑架”国标。

　　卫生部表示，食品安全标准出台包括立项、起草、公开征求意见、审评、报批等环节，企业界代表只参与了前两个环节。而且乳品新国标制订过程中，具体起草的专家有70多位，其中企业代表仅9人。

　　“但现行卫生部新出台的部分标准中，前言中起草单位和起草人却并没有标注，确实容易生误解。”汪国钧坦言。

　　国家标准是“公器”，制订过程中必须建立起公众普遍信任的严格程序。目前的不透明，是让公众产生疑惑的根本原因，化解公众的“食品安全焦虑”，必须从标准制订程序、原则入手。

　　谁来制订，怎么制订，以什么原则制订等细节应向公众公开并得到认可。金泰廙指出，我国食品标准制订中的“风险交流”工作并没有很好开展，国家标准最终服务的是全体公民的安全健康，因而要更多吸纳民意，不能只由监管部门和企业“说了算”。

　　汪国钧也指出，对于现在争议性比较大的国标制订过程，例如生乳国标，应该公布制订的会议纪要。

　　此外，更新慢也是目前国标制订的突出问题。曾参与《食品安全法》草案起草的专家方有宗表示，在瑞典、英国、德国，都有顶尖的生物医药、食品安全等独立研究机构，经常能早于政府部门发现一些食品安全风险，并提出独立的研究报告，从而促进标准快速更新，降低安全风险。

　　但我国监管部门、第三方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还没有形成密切联动机制，食品安全隐患研究的新发现，难以快速反映在新国标中，“滞后”也是公众“标准焦虑”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