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咳”会不会成为北京的新符号

　　“北京咳”这个略带玩笑意味的叫法，已经在外国人中间流传了十余年，近日竟被外国人白纸黑字地印入了旅游指南。简单说，“北京咳”是一种类似水土不服的反应，指一些人来到北京后便会不由自主地咳嗽，离开后咳嗽又自然消失。对于长期生活在北京的人来说，似乎并未意识到“北京咳”，但当一个国家的首都被贴上这种调侃的标签后，它反映的便就不仅仅是环境问题了。
 
　　相比于红墙绿瓦、胡同小院、古都风情，大多数国人还不知道“北京咳”这个概念。其实，“北京咳”一词由来已久，1990年，国际扶轮社所办杂志上刊载的一篇文章写道：“……在北京，空气污染导致的呼吸疾病很常见，被称为‘北京咳’。”和北京烤鸭一样，“北京咳”近年频繁地出现在旅游攻略中。如果说“北京咳”当初只是个玩笑的话，那么，现如今这个“玩笑”可开大了。
 
　　显然，用“北京咳”一词形容北京空气污染对人体的损害，有些夸张。但要承认事出有因，咱们的网友面对肆虐的PM2.5也无奈地戏谑为“人肉吸尘器”，连人民日报都说“‘厚德载雾，自强不吸’不是全面小康”。因此，当外国人拿“北京咳”说事时，不必觉得这是对北京的“极度侮辱”，毕竟北京的空气污染甚于世界其他大城市，是不争的事实。“北京咳”的警示意义更值得关注。
 
　　PM2.5污染悄然吞噬掉的不仅是一个城市的美誉，一个城市的蓝天，一个城市的宜居，还有公众健康和国民经济。2007年世界银行对中国空气污染导致的经济损失估算得出，空气污染导致的健康损失占GDP的3.8%。有专家对中国111个大中型城市的健康经济效益分析显示，2004年颗粒物PM 10污染导致的总的健康经济损失大约为2334亿元。不别在乎“北京咳”新词的流行与调侃，最紧要的是如何治理污染。只有祭出实实在在、系统科学、高效有力的治理举措，才能为“北京咳”正名。
 
　　在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的八大环境污染公害事件中，空气污染的占到了50%。其中著名的比利时马斯河谷事件、美国多诺拉事件、伦敦烟雾事件和日本四日市哮喘事件。“雾都”是英国伦敦的代名词。1952年冬，伦敦发生“烟雾事件”，仅在4天时间里，死亡人数就高达4000人。大雾散去后，英国人开始反思空气污染，并为摘下“雾都”的帽子付出了半个世纪的努力。1956年，英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案，规定伦敦城内电厂必须关闭。以后的几十年中，英国针对废气排放制订若干细化的处罚措施，并通过抑制私家车数量，减少了空气中的烟尘和颗粒物。到了1975年，伦敦雾日便由每年几十天减少到15天。伦敦治理烟雾的经验借得北京借鉴。
 
　　近些年，人们对“蓝天工程”耳熟能详。但是，一年有多少个蓝天不能靠坐以论道，不能等按部就班的规划到位。PM2.5治理被列为北京市“一号实事”，北京市认识到开展区域煤炭总量控制是污染的关键，提出治污是政府的责任，也是企业和每一个公民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像伦敦那样，以严管重罚的严厉执法手段保证治污的高效。要将环境质量定位于最重要的政绩之一，列入政府与企业的硬性指标，与政府官员的乌纱帽和企业法人的法律责任挂钩。治污不力的，一律问责官员，关闭企业。
 
　　8年前，北京的高考作文题叫《北京的符号》。题目提示，故宫、四合院、红墙绿瓦是北京的符号；天桥的杂耍、胡同小贩的吆喝是北京的符号；琉璃厂的书画、老舍的作品是北京的符号；王府井商业街、中关村科技园是北京的符号……随着时代的发展，今后还会不断涌现出新的北京符号。保留以往的符号，创造新的符号，是北京人的心愿，更是中国年轻一代的使命。人们不禁担忧，北京咳会不会像伦敦的“雾都”那样，成为北京的新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