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控不能承受的轻与重

　　一个被SARS洗礼过的民族，如今正在遭受手足口病的侵袭。疫情依然严峻的河南民权县，像抗“非典”一样抗击疫情，早于2月28日就已成为唤起紧迫感与严肃性的口号。截至4月6日24时，河南全省累计报告手足口病患儿已达19922例，死亡18例。 

　　人们当然不会忘记，2003年SARS肆虐的最危险时刻，全民族抗击非典筑起新的长城，SARS曾以急风暴雨的形式荡涤了公共应急与疾病防控制度，并且刷新了我们的政治话语，问责与透明一度成为政治生态的天平。但今天，我们却仍然脆弱地陷入了手足口疫情的沼泽，在简单的挑衅面前，疾控防疫体系经一夜雨疏风骤，已然绿肥红瘦，基层防疫体系暴露出了许多“转型期社会”的问题:乡村医生缺乏防疫培训，疾控人员不识手足口病，基层疾控为生计推销保健品，地方政府用行政命令干涉疫情上报。 

　　凡此种种，恍如昔年种柳，依依汉南，而今看摇落，凄怆江潭。细味之下，却又不尽如此，世界上从来没有完全依理想而作出的制度安排，所有的制度都必定由具体的环境去塑造。SARS之后建立的疾控防疫体系，投入不足先天注定，而人才与专业知识培训的缺乏必然后天失调。人们付出的最大代价，总是以最快的速度被遗忘，没有人认为SARS会再来，而经历过SARS狂风的疾控体系，也不可能是手足口病这样的“小儿科”可以撼动，但恰恰是手足口病的脆弱放大了疾控体系的脆弱，谁比谁更差之中，让人觉出不能承受之轻。 

　　非典过后，著名华裔学者何大一曾说，即使非典再次爆发，中国政府也能从容应对，但通过非典危机，不难看出中国的流行病监控系统还存在许多缺陷，尽管2003年有大量的资金投入，但还是不能满足需要；不仅如此，此系统还缺乏充足的人力资源和技术能力。抗击非典的经验将给中国一个应对全球性流行病的优势，但是这一优势又会被一系列因素所抵消……中国必须意识到，无论目前有多大进展，中国的疾病监控系统仍不完善，而改善基础卫生保健设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很长一段路，也不仅指从薄弱基础上出发的道阻且长，还有着官场痼疾别出心裁的反反复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规定，传染病医生须将所确诊的传染病例，通过疾控中心直报系统网上报，此为直报。但今年年初，河南省卫生厅发文要求，诊断手足口病需要三名以上专家确诊，才能直报；同是疫情重灾区的山东菏泽市亦在3月中旬要求手足口病的直报:确诊必须要采集分泌物进行化验；疑似病人要有3-5人专家组进行认定；认定为疑似病人的要由专家组、分管院长、院长分别签字报卫生局，再由分管局长签字，最后才能由专人进行网络直报。3月6日，在防控手足口病的会议上，菏泽市副市长黄秀玲要求，“确保我市手足口病不暴发流行，不发生危重病人，不出现死亡病例。” 

　　在高度重视之下，有着不能承受之重的背负。官员们自然可以在美好的愿望下说不，但疫情却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端端正正的重压之下，唯一可以“操作”的也只是数字了，如此干涉疫情上报，“零死亡”也就是绝对瞒报。从非典到矿难，从矿难到手足口病，、张文康诸君之后，为官一任就要为一方民众作主者，总是不知不觉地先从主宰事实做起。然而遮天之手，还是自求非福。 

　　在浙江省委书记任上说过一句名言:“对宏观调控阳奉阴违，就是歪风邪气”，在疫情面前，不尊重事实，同样是歪风邪气。我们的疾控防疫系统，经不起几次泪水的冲刷，有SARS的一次，已经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