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压医疗不合理的“高支出” 关键在于激励机制

　　专访上海财经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俞卫：

　　挤压医疗不合理的“高支出” 关键在于激励机制

　　CBN：大家都觉得“看病贵”，在中国看病，比较国际水平，究竟费用处在什么状况？

　　俞卫：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在2000年对中国有过评估，从人均医疗费用来说，中国处在世界130多位，而从人均寿命指标来看，中国处在80多位，这意味着，中国人维持同样的健康水平，使用的资源是相对较少的。我们大多数省市还没有人均医疗服务费用的统计数据，卫生统计中发表的是卫生总费用。

　　2000年世卫的评估里有一项指标，中国的排位是不太好的。就是资源配置公平性方面，191个国家中中国排在倒数第4名。不过，那项指标的设计也不是十分完善，同时数据也比较老,是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数据。中国在那一段时间里，卫生资源投入比较多地向大城市、城镇倾斜，但是在2000年前后，已经开始在改变。这次的新医改方案非常重视资源配置公平性这一点：如加大基层医疗的基础建设和设备配置、加大新农合医疗保险的覆盖等等。之前的改革主要是卫生部门在推动，这次医改是由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负责协调，联合诸多部门行动，明确要求地方财政配套投入。因此，相信新医改的进程能很好地推动公平性问题。

　　CBN：不过，看起来，即使在大城市，除了单病种之外，看病的费用也还是有虚高的地方。比较国际状况，中国医疗服务存在哪些不合理的地方？如何能够可持续地挤压看病中不合理的费用呢？

　　俞卫：有数字表明，药品费用占医院总费用在45%左右，国际一些发达国家一般都不超过20%。虽然说，我们需要考虑这些发达国家医务人员的收入比较高，所以也使得药品费用比例比较低。但是，中国的药品费用还是虚高的。所以说，中国需要推动使用成本效益好的药品。

　　其二，虽然我们不掌握具体的数据，但是中国医院住院天数明显比国外长。其三，中国不必要的检查比较明显。比如患者在其他医院的检查结果医生应该先看一下，如果觉得有问题再重新做，但是我们的医院一般都要重新做。虽然有些情况下重新检查是合理的，但是还有很多检验完全可以通过合理的管理来避免。这三点其实都在于，如何将医疗服务方案的制定与盈利性动机分开，我认为要大幅挤压医疗方案中不合理的“高支出”关键在于激励机制，在行政强行干预下是容易快速见效的，但是要考虑让“廉价”的医疗服务方案可持续，必须解决激励机制的问题。

　　目前医务人员的工资奖金都大多来自自营收入，尤其是奖金部分。我了解到最新的资料显示，有些医生的奖金占到50%以上，有些社区中心的奖金甚至相当于工资的两倍，与国外医生大多享受年薪制不同，中国的医生可以说是要通过业务量来“挣”工资，这会直接影响医疗服务用药和使用诊疗手段的客观性。有医生告诉我说一个上午可以看70个病人，这乍听起来是效率特别高，但是病人所享受的服务是可想而知的，因为这个医生给到每个病人的时间也就两三分钟。在国外，一般要求12分钟看一个病人，以这个标准来确定一个医生的业务量，避免医生盲目追求高业务量。

　　新医改方案，将要通过基本药品目录的重新整理来改变药价虚高，但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即公立医院的机制改革，这一点在新医改方案里面并非特别明确。现在明确社区医院是收支两条线的，但是二级、三级医院并没有明确。如果将药品加成都挤压掉，财政长期补贴，能否提供给医务人员竞争性强、激励性强的合理薪水很难讲，“廉价医疗”可持续性自然也很难讲。

　　收支两条线后，究竟如何建立仍然有激励性的考核制度，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难的。还有，新医改方案提出社区居民要参与医院的管理，未来医院负责人怎样向社区居民负责也是需要探讨的问题，这里面就涉及到医院人事管理制度的改革。

　　要让医疗方式趋向最合理，要真正实现以病人为中心的医疗服务，我们的机制要让医生的利益与病人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医生有自己的病人，医生的收入取决于病人的多少就是一种方式。现在医生只要进入三级医院，就有大量病人找过去，根本不用担心没有病人，更不用担心被病人“解雇”，从而丢掉自己的饭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