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称中国新发和死亡肝癌患者占全世界50%以上

　　和所有不走运的逃犯一样，肝癌这个冷血杀手压根儿没料到，自己刚刚潜伏在犯罪现场就被抓了个现行。

　　出卖它的是血液中7种微小核糖核酸(MicroRNA)。这些连普通显微镜都发现不了的证据，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的专家们揪了出来。

　　这意味着，只需要抽取1毫升的血液，经过这7种微小核糖核酸组成的诊断模型分析，便可得知受试者体内是否有——连电子计算机X射线断层扫描技术(CT)也很难分辨出的，小于2厘米的肝癌，诊断效能高达88%。

　　这项早期肝癌诊断研究由中山医院副院长、肝外科主任樊嘉教授领衔。2011年11月21日，研究论文在线发表于国际临床肿瘤领域的最权威期刊美国《临床肿瘤学杂志》。“该诊断模型拥有足够的准确性来区分肝癌患者和健康人、慢性乙肝、肝硬化患者。”对于这项世界领先的研究，“编者按”这样盛赞道。

　　全世界50%以上的新发和死亡肝癌患者发生在中国，每年中国大约有30万人因肝癌死亡

　　不过，在这项研究之前，肝癌特别是早期肝癌基本上处于逍遥法外的状态。

　　据论文的第一作者、中山医院肝外科副主任周俭介绍，由于早期肝癌的症状并不明显，大约60%的患者直到身体不适时才去就诊，这时往往进入了中晚期。“有些人有腹水，脸色发黄，消瘦得很厉害，还浑身疼痛。”这位戴着金丝框眼镜的教授描述道。但这时往往失去了根治性治疗的机会，统计数据表明肝癌晚期患者5年内的生存率只有7%左右。

　　一般来说，肝癌诊断的程序是依次进行甲胎蛋白检测，B超、CT检查或肝穿刺活检，前一项查出有问题便进入下一项。

　　但早期肝癌这个狡猾的杀手，往往能够在检查中蒙混过关。首先，大约40%的肝癌患者甲胎蛋白指数并没有升高。接着它又以肝硬化结节的外表逃过B超和CT的检查。而肝穿刺活检创伤很大，临床上较少采用。

　　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周俭指着一幅“原发性肝癌的世界分布图”解释说，中国的版图变成了一只红色的雄鸡，红色用以标注肝癌发病率高于0.02%以上的地区。同样一片红色的区域还有东南亚和非洲的一些地区。相比之下，欧美大部分地区肝癌的发病率只有0.005%左右。

　　“全世界50%以上的新发和死亡肝癌患者发生在中国，”说起这个数字，樊嘉教授眉头紧皱，“每年中国大约有30万人因肝癌死亡。”

　　其中江苏和广西等地是中国的肝癌高发地区。由于医疗条件有限，部分乙肝患者得不到及时治疗，容易转成肝硬化，继而引发肝癌。这就是肝癌杀手“作案”的3个典型步骤。

　　生于1960年代的周俭自打从上海医科大学毕业，就开始追捕这个杀手了。他和樊嘉是医院里肝胆外科有名的“两把刀”。作为医生，他在临床治疗中面对过数万名肝癌患者。每当想起那些自己无法治愈的人，周俭觉得十分遗憾。

　　他所在的肝癌研究所更是历史悠久。1968年，这家研究所由汤钊猷院士创办，并向肝癌发起了“三大战役”，包括“早期肝癌的研究”、“不能切除肝癌缩小后切除的研究”以及“肝癌复发转移的研究”等。按照现代肝病学奠基人汉斯·珀波的评价，汤钊猷的努力使肝癌由“不治之症”变为“可治之症”，挽救了数以万计的生命，“是人类对肝癌认识与治疗的巨大进展”。

　　如今，两位“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研究者，决心向早期肝癌这个对手发起挑战。他们希望能够找出一种特异性和敏感性更高的肝癌诊断标记物。特异性高，即一旦该标记物异常，就可以诊断肝癌存在；敏感性高，即一旦产生肝癌，该标记物就会异常。

　　在人体中1000多个微小核糖核酸中逐个排查，看看谁能“坦白从宽”，如实交代肝癌的行踪

　　猎杀现场就是坐落在中山医院1号楼12层的肝癌研究所。 除了一道需要专用IC卡才能刷开的大门，这里看上去一点儿也不神秘。过道堆满了实验所用的试剂箱和大冰柜，实验室里摆放的木桌椅，甚至有些陈旧。从走廊尽头的玻璃窗望去，上海最为繁华的商业地段之一徐家汇商业中心高楼林立。

　　“顾不上去逛的呀，”助理研究员代智博士说，“时间不够用，大家经常通宵做实验。”

　　他还记得，3年前，樊嘉在示范教学教室召开动员会。那天，平时“谁都可以拍着他肩膀直呼其名”的樊主任特别严肃，向20多名组员们反复强调“研究意义重大”。

　　此前，学界已经有将微小核糖核酸作为肝癌诊断标记物的研究。微小核糖核酸调控着人体许多生物学功能，例如细胞的分化、生长、凋亡等。大约有一半的微小核糖核酸位于染色体脆弱的区域，这些区域与人类肿瘤密切相关。不过，这些研究并没有在人体中1000多个微小核糖核酸中逐个排查，看看谁能“坦白从宽”，如实交代肝癌的行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