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称中国新发和死亡肝癌患者占全世界50%以上

　　按照周俭的说法，这项研究用的仪器、试剂等和其他实验室一样，“没什么高级的”。“都是炒宫保鸡丁，鸡肉、花生、盐，材料都一样，可有的厨师就炒得好吃一些，为什么？”他戳戳自己的脑袋，“关键是想法。”

　　他们的想法首先是采集1000个血样，其中一半是肝癌患者，剩下一半是肝硬化、乙肝患者和健康人，以作对照试验。为此，20多个组员分批前往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中山医院体检门诊、肝外科门诊和病房等地采集血样。他们守在化验室里或者病房里，遇到合适的“样本”就上前询问，是否愿意提供血液供研究使用。如果遭到拒绝，他们再让患者的主治医师、门诊医师去谈。这样折腾下来，仅仅血液采样就花费了大半年的时间。

　　坐落在金山区的上海公共卫生中心距离中山医院有50多公里，来回要好几个小时。“他们干脆就住在那儿，每次要住半个多月。”代智说。

　　接下来，这个团队又要进行一场接力赛。采到的血样被放置于装有抗凝剂的试管里，并在30分钟内、置在4摄氏度的条件下提取血清。这就要求负责采血的组员跑进实验室，话都来不及说一句，负责离心的组员就接过试管，开始提取血清，而采血的组员马上又赶回门诊继续采样。

　　当血样本集合完毕之后，核糖核酸的抽样提取工作开始了。在这12个步骤中，容积的大小精确到微升，时间则要精确到秒。“有一步是加入剧毒物酚，充分混匀。”博士在读的胡捷介绍说，此时血浆会变成牛奶一样的乳白色，“看着简直想喝上一口。”

　　就像是对犯罪现场采集的毛发、指纹、血迹进行分析一样，要找出肝癌遗漏的证据，还得试剂、仪器齐上阵，一步步地向真相推进。第一步，是用试剂芯片筛查所有肝癌、肝硬化、乙肝和健康人的核糖核酸(RNA)，100多个“疑似证据”最先浮出水面。

　　这些“犯罪嫌疑人”要逆录转为脱氧核糖核酸(DNA)，才能进一步缩小范围。通过荧光聚合酶链式反应实验，荧光的强弱可以将微小核糖核酸的表达值反映出来。胡捷提起那时，还是抑制不住欣喜的神色。据说，他盯着仪器，等待一个半小时的反应时间，“脑子里完全没了别的事儿”。这时机器显示屏上，五颜六色的曲线朝着右上角不断上扬。

　　最终，7种微小核糖核酸“落网”了，它们几乎毫无保留地供出了早期肝癌这个凶手。“那天绝对是一个荷花盛开的好天气。”周俭回忆道。

　　一大批由于缺乏有效诊断而失去治疗机会的肝癌患者能够得到及时治疗，从整体上提高肝癌的生存率

　　“肝脏发生病变后，这些微小核糖核酸就从被破坏的细胞中游离到了血液中。”樊嘉解释说，而微小核糖核酸在血浆中能耐受RNA酶的降解，“很容易被抓住”。这就是通过一毫升血发现早期肝癌的原理。

　　周俭认为，这道“宫保鸡丁”可谓经济实惠。只抽1毫升血，创伤性很小，有利于连续、动态的检测和人群的大规模筛查。另外，所用到的试剂和仪器都是成熟的工业制品，成本很低。“给患者省钱啊，”周俭说，“甚至还能加入常规的体检项目。”

　　不过，提起这项研究成果何时投入临床，这位醉心临床和研究的教授有些不好意思，“这个我不太懂，但是我们有懂的人在做嘛，相信很快的。”听说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微博上广为转载，他甚至瞪大了眼睛。这位一年要做500多台肝外科手术，号称“一个月能睡一个懒觉就不错”的教授表示，“我哪有那么多时间搞微博！”

　　据说，这几天常常有患者拿着报纸走进门诊，指着一个豆腐块大小的新闻说，“我要做这个检查，有没有？”

　　在这场猎杀早期肝癌的战斗中，还有许多无名英雄，包括复旦大学病理系和上海公共卫生中心的专家。为了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和反复验证，樊嘉和周俭还请来了复旦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统计学的教授。“绝不允许数据造假。”樊嘉表示，他还让主管的几个课题组互相监督，定期给组员开会。

　　“未来将会对这个研究成果进行更大规模的验证，”周俭表示，“还要研究这些微小核糖核酸和肝癌转移复发的关系。”

　　刚过知天命之年的樊嘉也没有丝毫休息的意思。据肝胆外科手术室工作的事们说，“樊院长原来是个大帅哥，几年下来憔悴不少，变成了大‘衰哥’。”他表示，他的目标是使一大批原来由于缺乏有效诊断而失去治疗机会的肝癌患者得到及时治疗，整体上提高肝癌患者的生存率。

　　在研究所的办公室里，粉嘟嘟、红艳艳的喜糖盒从第一张办公桌“排队”到最后一张办公桌，那是康复患者结婚时送来的。当被问起会不会因研究成果而，周俭笑了，“领奖不是我的目标，治病救人才是。”随即，他的电话响起，一位10年前经手术移植肝脏的女人打来电话，她的小宝宝马上就要出生了。

　　这样的喜悦并非所有人都能明了。一个周五的晚上11点30分，刚刚成功完成一项肝移植手术的周俭走出医院。他抬头看了看天空，觉得“月亮似乎也更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