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看病贵”难题 探索制药“外包”降药价

　　新华网：搞创新、搞研发不正是你们的优势吗？

　　高峰：对，这就是我们创办中美奥达的初衷。我们一直有一个认识：就是把中国与美国的资源和需求结合起来。之前，我们只是希望把美国好的新药推荐到中国来生产，但是，中国制药企业害怕承担新药的市场风险。而我们的优势就是了解国际市场变化和最新技术，我们来承担一部分风险，这样，国内药企的热情就调动起来了，2006年创业之初我们接的全国国外订单，现在是“四六开”，外单降到40%。

　　黎志良：21世纪初的美国经历了纳斯达克的暴跌和911事件后，发展瓶颈问题凸显，许多新兴产业开始向中国转移，这样我们在中国做生物制药研发内部和外部条件都成熟了。美国投资人对我们商业模式的认可，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新华网：怎么理解“外包”这种模式？

　　黎志良：打个比方说，通用是做飞机发动机的，波音自己不生产发动机，而是从通用购买，那对于波音来说，这个发动机就是“外包”。我们做的制药“外包”就是协助药企做研发，最后把一个新药的完整技术交给这个企业。

　　新华网：这种模式还能带来哪些变化？

　　黎志良：我们要为企业培训能够掌握新技术的人员。长期来看，中国生物制药人才储备会有一个提高。在生物制药领域，我们与美国的差距还很大，他们的产量占世界的60%，而我们不到5%，希望十年内我们能把全世界10%的产量移植到国内。

　　一个印度教授对中国的看法促成一个海归回国创业新华网：黎总念过MBA，在美国又搞过尖端的科研，条件很好，为什么要回来？

　　黎志良：回国是一个长时间的思想准备过程。1998年我第一次回来，看到北京尤其是长安街的变化，冲击力很大，那时候就觉得要回来参与国内的发展，而真正的触动我的就是一个印度教授对中国的看法。

　　2000年，我在密西根大学念MBA，一位来自印度的教授总是举例中国的发展，并与印度的发展做对比。在一个发达国家的课堂上，一个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教授在用自己的国家与中国做比较，描绘中国的发展前景，对于一个坐在课堂上听课的中国人，这种体会是很特别的。

　　高峰：我是2004年回国的，回国后最初在天士力工作。我们一直在摸索一种方式，把中国和美国的优势结合起来，把中国的制药水平提高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