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上海“每户新购一套房” 能否真正落实？

　　对于稀缺性资源及相关产品，要想维持一种公平与公正，无外乎把握住两端，要么认人——人手一份，要么认钱——钱多者胜。当然，也可以“既认人也认钱”——实行政策调剂，但这需要极高的政策运作水平，一旦操作不善，就会有人上下其手，投机钻营。目前的中国房市，正在宏观调控之下走向这样一种“既认人也认钱”的格局，所以我们在期待的同时会有所担忧，非常担心在政策调控的旗帜下，有人大发横财、有人被误伤致命、个人的私有财产受到损失、国家的经济安全受到冲击。牵一发而动全身，目前的房市就是这样一团乱麻，就是这样一种胶着状态。

　　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房市，重提“计划”一定也不过分。自古以来，历代中国政府对于普通公民房产的拥有和规模都是有着严格的制度规定的。即便你再有钱也不能无限度地住大房子，包括房屋的高度、宽度、进深，都有明确的制约，“逾制”就要付出沉重代价。当然，封建社会的房屋规制是为了维持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等级秩序，但今天从资源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我们仍不妨吸收里边的合理成分。比方说：为民居设定一个科学合理的最大单体面积，规范一下私家住宅的设施功能，限制个人住房的频繁流转。通过刚性的政策，防止居民住房欲望的不合理膨胀，防止开发商像经营电子产品那样渐次推出“新产品”诱发居民换房欲望。

　　我们的住房和房市确实缺少计划，曾几何时，我们的房子太小，小到容不下一个三口之家。而忽然之间，我们的房子又规模太大，大到让子女晚婚后的空巢老人感觉空旷。我们的房子曾经没有产权，不准上市、不准交易，而如今我们的住房产业链条又过于冗长和复杂。体制外的灰色收入群体自不必说，就是名正言顺进入产业链条的，像那些尸味素餐、坐地分赃的中介机构，凭什么张口就要业主缴纳几千元、上万元的评估费、测绘费?

　　我们的房子功能更新也太快，快到让许多城市居民屡次三番地耗尽家资重复消费。开发商在“跑马圈地”，建设环节的高额利润让他们不肯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小区的售后服务。居民在盲目跟风消费，将乔迁、换房演绎成一种都市时尚。开发商喜欢新小区，因为开发新小区更赚钱;居民也喜欢新小区，因为老小区很快就能沦为贫民窟。居民整建制地从一个小区搬迁到另一个小区，将原来的“二手小区”扔给那些交不起物业费和暖气费的进城农民。对开发商来讲，这是一种源源不断的商机;对地方政府来说，这是熊瞎子掰棒子式的无序建设;对于居民开说，这是他们一生当中遇到的最大的消费陷阱。

　　从理论上讲，上海、北京、深圳、厦门等城市相继推出的“限购令”不仅仅是在为无房者追求住房权益，更是对全体居民的一种保护性措施。除了针对外来人口的“一户一房”政策之外，上海市推出的停止三套住房公积金贷款、做好房产税试点准备、动迁安置房提前上市交易、放宽廉租房准入标准、保障性住房不低于总量70%等等配套政策，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但是，这套组合拳打下来结果会怎样，仍然很难预料。因为刚性的政策很可能会在它即将发挥效力的时候被取消，因为以政策操控者为主体的人的因素永远都是一个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