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与法律正面交锋 “被精神病”引发热议

　　“你想滥用精神病收治制度都很难”

　　记者：您如何看待这份报告对精神科医生权利过大的批评？

　　杨：精神科医生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因为现在对我们并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稍有不慎就可能被别人说是滥用权利。可实际上，你想滥用精神病收治制度都很难，这其中有很多制约机制，比如复合会诊制度、三级查房制度等。一旦有医生编造病情被查实，轻则吊销执照，重则要判刑。

　　记者：报告还对精神科医生的职业提出了挑战，您对此有何评价？

　　杨：精神医学领域是最注重问题的。比如我们医院就有独立运作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最大限度保护患者的权益，而不是医生或其他人的权益。

　　“一个人想自杀都不去限制他，这个问题就值得讨论了”

　　记者：法律界人士认为，应当尊重病人的知情权和自主意愿，您对此持何观点？

　　杨：精神病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在他病情特别严重的时候，确实有可能不承认他有病，不愿意配合治疗。这时我们就会权衡利弊，就可能建议他保护性住院。

　　记者：您如何看待精神科医生与法律界人士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呢？

　　杨：这种分歧其实一直存在。法律界人士完全是从权益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忽略了精神病的特殊性。但实际上全球的精神医学领域都存在强制治疗的概念，这是为了避免患者对自己或他人造成严重伤害的危险。如果一个人想自杀都不去限制他，那这个问题就真值得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