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病防治修法难救命 劳动者维权为何这样难？

　　此次修法在降低职业病诊断门槛、强化政府责任方面有所进步。但只有确认和保障“劳工三权”（团结权、集体谈判权、集体争议权），才是保护劳动者的最终路径

　　距离2009年深圳耒阳籍尘肺工人集体事件，已经过去了整整两年。徐新生、徐瑞宝和李万美，三个还没有拿到赔偿的工人，至今还在繁琐的法律程序中打圈。

　　 生命跑不过法律程序，几乎是很多中国职业病患者的宿命。2011年6月27日首次提交立法机关审议的《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草案）》（下称《草案》），能改变他们的命运吗？

　　与生命赛跑

　　 深圳耒阳籍尘肺工人曾从事的工作——风钻爆破，是深圳建筑行业必不可少的工序，作业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粉尘。自上世纪90年代初，湖南耒阳籍工人老乡拉老乡来到工地，久而久之甚至垄断了这一行业。

　　 从1999年开始，陆续有风钻工人患尘肺病。他们中绝大多数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工伤保险，甚至没有企业承认他们曾是自己的工人。多年的坎坷过程中，不断有病人死去。

　　 历经种种波折，十年后的2009年，这批患病工人才得以联合起来集体。多次斗争、妥协的结果是：政府为工人们主持了劳动关系认证，近90名“无法确认劳动关系”的工人，得到了政府的“人文关怀”——尘肺病I期患者与死者家属赔偿7万元，II期赔偿10万元，III期人文关怀13万元。其中能被确认劳动关系的十余名工人，则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赔偿标准进一步索赔。

　　 这11名工人就此走进了法律程序的迷宫。一位工人选择与单位私了，六位放弃诉讼选择“人文关怀”。只有四名工人进入了职业病鉴定和工伤认定环节。其中一位顺利拿到了20万元的赔偿。最后的三个人，则经历了工伤认定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以及民事索赔的仲裁和一审程序。

　　 “我相信最后肯定能赢，但不知道是否还能等到。”尘肺病工人徐新生说。如今，用人单位又就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这也是法律程序的最后一环。漫长的，似乎已经看到了曙光。

　　 然而，已是尘肺III期的徐瑞宝，每说两句话便需要停下来吸一口氧。40岁的徐新生，是三人中患病程度最轻的，他本准备去北戴河国家煤矿工人疗养院洗肺，却在今年年初查出肺结核——洗肺只会加重他的病情。“只怕我们的生命还是跑不过。”

　　 这场仅有少数人能走到终点的马拉松，仅仅是这些年来中国职业病群体性爆发的序曲。在此之前，是河南工人张海超开胸验肺；在此之后，是同在深圳打工的张家界(8.25,0.03,0.36%)籍风钻工。紧接着从河北围场、甘肃古浪到四川甘洛，数百尘肺工人集体事件频发。

　　 出现在媒体上的故事大同小异，一个又一个村庄的年轻人结伴外出打工，辗转多家工厂或矿山。他们没有书面的劳动合同，也没有劳动保护。多年后发现患病，工厂、煤矿甚至已经倒闭。工人的起点，乃是一纸职业病诊断书，而他们却无从提供诊断所需的种种材料，在的第一个环节即被拒之门外（相关报道参见本刊2010年第2期“尘肺病：无尽头”，2011年第4期“跑不过生命”）。

　　 针对职业病中的程序障碍，修改施行九年的《职业病防治法》的呼声渐高。2011年6月27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对《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草案）》（下称《草案》）进行第一次审议。卫生部部长(专栏)在常委会会议上对《草案》进行说明时介绍，《草案》保留了现行职业病防治法的基本框架，着重理顺职业卫生监督管理体制，解决职业病诊断鉴定难等当前职业病防治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不少学者对此次修法降低职业病诊断门槛、强化政府责任的方向给予了肯定，但同时强调，确认保障“劳工三权”，方是保护劳动者的最终路径。

　　程序纾困有限进步

　　 对于职业病的工人而言，的起点是职业病诊断。

　　 工人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即是诊断机构太少。按照规定，仅有省级以上卫生部门批准的医疗卫生机构方可进行职业病诊断。而在实践中，职业病诊断则被地级市一级的职业病防治所垄断。

　　 在“开胸验肺”事件中，张海超曾到多家二三级医院就诊，但都无法得到尘肺病诊断结论——它们都不具备职业病诊断资格。北京的多家医院则碍于职业病诊断的“属地化管理”，无法对其确诊。

　　 2009年8月，卫生部曾发文，要求到2010年5月底前，每市（地）建有两家以上的职业病诊断机构。此次修法的《草案》进一步打破限制，明确了职业病诊断机构应当具备的条件，使符合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都可以取得职业病诊断机构资质，增加劳动者自主选择诊断机构的机会。同时还规定职业病诊断机构不得拒绝劳动者进行诊断的要求。

　　 不过，找到诊断机构仅是第一步。根据现有的职业病诊断机制，劳动者申请职业病诊断时需要提交职业史、既往史、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复印件、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工作场所历年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资料等一系列材料。其中大部分资料都掌握在用人单位手中。虽然《职业病防治法》要求用人单位如实提供相应资料，但在现实中，企业往往不愿意“自证其罪”。

　　 由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下称义联中心）发布的《职业病调研报告》显示，在其调研的工人中，48%的人曾因材料不齐全而被职业病诊断机构拒绝受理。对于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工人，不少用人单位会一口咬定不是自己的工人。有26.2%的工人在向用人单位索要相关材料前，先要为证明劳动关系而进行仲裁及诉讼。为准备齐所有诊断材料，四分之一的工人用了超过三个月的时间，三分之一的人花费超过了1000元。

　　 待材料齐备，经过平均34天的等待后，工人们才获得职业病诊断结论，随后方可进入工伤处理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