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精神病患者频伤人 家属无力应对求政府帮助

　　“安康医院”：

　　数量少且面临资金困境

　　最初全国只有16所安康医院。不过，安康医院发展到今天，全国也只不过只有23所。

　　按照公安部的要求，全国大中等城市，都得设立安康医院，以收治周边地区的具有肇事肇祸行为的精神病患者。但由于限于财力，好多地方都没有设立安康医院。

　　以陕西为例，只有西安有一所安康医院，是西安市公安局下属的一所国家二级精神病专科医院，具有治安管理和医疗双重职能。其服务对象一是来自公安机关的送治病员，二是面向社会接受委托，收治公民、法人送治的病员。

　　据西安市安康医院政秘科科长张小甫介绍，该院共有180个床位，目前共收治70多名精神病患者，其中由公安机关强制治疗的、肇事肇祸的患者有40人左右。

　　在这里接受强制治疗的精神病患者，主要都是一些严重肇事肇祸的患者。

　　据介绍，沈某1969年患精神分裂症，经常打骂亲人，其父母不堪忍受折磨，服毒自杀。他1981年结婚，次年的一天深夜，他趁妻子熟睡时，用凳子将妻子打死，当时妻子尚有7个月的身孕。后来，沈某被单位送到咸阳社会福利院接受治疗，1983年出院。

　　不久，沈某又在其家门口无故打死一过路老人，又被单位送院治疗，再次出院后，1988年，他和一名女士同居，时隔一年，又是晚上，他用铁锤打死了该女士，同时遇害的还有这位女士12岁的 孩子。

　　1989年，沈某被送到安康医院强制治疗。他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15年。2004年过世，时年54岁。“幸亏沈某是一个正式国家职工，其治疗费用都由单位掏钱。如果是普通人，光治疗费就把家里压垮了。”一位医务人员感慨。

　　据了解，该院平均一个精神病患者一个月的治疗费用3000元左右。就是这个数字，很多家庭根本负担不起。

　　来自蓝田县的周某是个农民，2000年患精神分裂症，经过多次治疗，由于家庭困难，没钱了就出院，病情断断续续，经常反复。

　　2005年4月19日，周某怀揣来到村小学女厕所，本意是要杀死一个女娃，后来又觉得杀死女娃没意思，就跑到男厕所，毫无原因地一名9岁**。又把尸体拉到厕所门口，在肚子上不断踩踏；被抓后他说：想和某某人结婚，必须要一个人才行，否则就结不了婚。

　　2005年7月，经过了司法鉴定的周某被送到安康医院治疗。据医生介绍，目前周某的病情已经有所好转，整天喊着要回家。但其唯一的家人也就是他的母亲表示：“他要是回来，我就活不成了。”并表示自己无力看管、供养他。周某也只能继续在这里待下去。

　　按照西安市有关规定，由公安机关强制治疗的精神病患者的医疗费用，由其监护人负责；没有监护人或者监护人没有能力的，由政府负责。西安市政府每年给安康医院有40万元的行政拨款，但是这笔款项，与实际需要尚有较大差距。

　　《精神卫生法》：

　　只要有就是进步

　　从1985年，卫生部组织起草精神卫生法以来，此项立法历经26年，迟迟不能出台的主要原因是各方职责分担方面不具体、不明确，政府责任和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责任划分不清晰。

　　实际上，精神卫生问题已成为中国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突出的社会问题。在酝酿多年后，终于正式列入立法程序。

　　2011年6月10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在其官网公布《精神卫生法(草案)》全文，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许多媒体把焦点对准“能否杜绝被精神病”，但对仍在困境中苦苦挣扎的患者家属们来说，他们更看重的是该草案透露的其他信息，而这才是他们目前最需要的。

　　家有精神病人不再只是家属自己的事，有权得到各种社会帮助：居委会、村委会、患者所在用人单位等应当依精神障碍患者或者监护人的请求，对监护人看护精神障碍患者提供必要的帮助；

　　9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草案)》。并决定经进一步修改后，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专家指出，从1985年，卫生部组织起草精神卫生法以来，此项立法历经26年，迟迟不能出台的主要原因是各方职责分担方面不具体、不明确，政府责任和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责任划分不清晰。

　　草案对此虽有所规定，但可操作性仍不是很明确。对社会普遍关心的“被精神病”问题，规范了适用程序，包括诊断时间、诊断医生人数等，但未涉及司法介入问题，而在国外强制送院需要法官、律师、患者代理人、精神卫生专家等组成精神卫生法庭共同决定。

　　此外，在我国，由于技术水平和各种原因，精神病治疗80%需终身治疗，费用高昂。草案规定稍显空泛，建议政府主导，社会家庭共同承担的方式，治疗费由政府医疗救助基金支付，家属只负担生活费更适宜。

　　尽管各方还有各种期望和看法，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精神卫生法》终于即将走上前台，对于成千上万的王春辉们来说，“有了法就是进步，家属就有个靠头，很多人可能就不会再想那些不该想的办法了”。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已超过1亿人，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精神病发病率日前已占我国所有疾病发病总数的20%，未来20年将增至25%，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0%。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精神卫生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它与我们每个人、社会和国家的整体福利都密切相关。

　　精神病人收治现状

　　2007年，中华医学会司法精神病学组，曾就全国百余家司法精神病鉴定机构所受理案件做过统计，发现2006年所受理案件中涉及刑案的有近万例，其中案2153例。

　　全国公安系统的安康医院是专门用于收治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特殊监狱”，1988年至1998年期间共收治7.5万人次，平均每年7500人次。

　　我国重症精神病人已超过1600万之多，而住院治疗的患者不超过12万。除了观念，经济上的尴尬也妨碍着家庭不能及早对精神病人进行正规治疗。

　　2004年9月30日，中国精神卫生作为唯一的非传染病项目正式被纳入国家公共卫生系统。当年12月，一个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具体负责，旨在探讨、建立适合各地医院和社区，一体化重性精神疾病连续监管治疗模式的项目，随即被进行试点。中央财政每年拨款686万用于项目培训经费，此后资金逐年增加。

　　如果稍微懂一些精神卫生常识，宝鸡眉县农民李新年及其家人也许不会将自己的长子残忍弑杀。

　　2010年7月13日晚，李新年和二儿子李磊在家人的注视下，用绳子将勒死。

　　在被亲人弑杀之前，一直过着被家人和邻居们称做“随心所欲”的日子。不劳作、对亲情没有感觉、易暴、易怒，并且口中经常会流露要的言词。

　　家人只知道他患有癫痫，因为缺乏精神病理常识，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和他们一起生活了20多年的亲人，在某种意义上有可能是一名精神病人。

　　用“冷漠”、“无情”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发病时精神病人的种种行为一点都不为过，因为无法认识到精神病人身上的这种特质，李新年一家才以同样的冷漠和无情杀死了。

　　失控的意识

　　由于社会对于精神病人的识别和治疗，在认识上其实并不是很清楚。相当多的精神病人也都处在一种“隐蔽”状态中。预防精神病人肇事、肇祸，家庭通常的做法就是将病人关起来或锁起来。

　　在民间，精神病人又被称为“武疯子”，发病时，没有辨认和控制能力，因为幻听和被害妄想的驱动，众多精神病患者均呈现强烈的暴力倾向，这是常人所难以理解的。

　　2010年5月前后，国内各地在一个月前后发生6起校园恶性流血事件，而据相关媒体报道，有5起肇祸、肇事涉案者或“疑似精神病人”，或“证实患有精神病”。

　　目前，国内唯一能参考的数据为2007年，中华医学会司法精神病学组，曾就全国百余家司法精神病鉴定机构所受理案件做过统计，发现2006年所受理案件中涉及刑案的有近万例，其中案2153例。“实际上，随着当前中国社会的变迁和转型，有关精神病人肇事肇祸事件已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著名精神病学专家纪术茂告诉记者。

　　因为国内司法精神病鉴定机构只能受理由司法机关委托送交的案例，“实际的很多精神病人的肇事、肇祸刑事案件并未真正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纪术茂说。

　　对于精神病人的肇事、肇祸事件，公众其实并不陌生。

　　2004年8月4日，北大第一医院幼儿园，患有精神病的门卫徐和平，持刀砍伤15名儿童和3名教师，一名儿童死亡。

　　当年9月30日，湖南省临武教师刘红文精神病发作后，持刀16名师生，其中4名学生死亡。

　　2009年12月12日，湖南省安化县高明乡，精神病人刘爱兵持袭击老父及其亲属，致2人重伤12人死亡。

　　全国公安系统的安康医院是专门用于收治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特殊监狱”，1988年至1998年期间共收治7.5万人次，平均每年7500人次。

　　精神病人的极端凶杀行为为社会带来的不稳定因素，成为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

　　也正是因为这些血腥的案件，公众对于精神病人的看法一直显得粗略而简单：要么精神病人，要么忍无可忍的家人杀病人。

　　在纪术茂看来，病人家庭成员以及周围人，对精神病学常识的匮乏才是当前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中国精神卫生法迟迟未出台，社会对于精神病人的识别和治疗，在认识上其实并不是很清楚。”

　　家属的羞耻感和被歧视

　　调查发现，有接近7成的精神病人家庭认为，被人知道家中有精神病患者是羞耻的。观念上的尴尬，也让日前大多数的精神病人没有得到有效治疗。

　　胡开捷，在西安雁塔区电子城西京社区卫生服务站已经工作了21年。四年前，她被安排负责社区精神疾病防控工作，第一件事，就是去为社区一名精神病人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