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精神病患者频伤人 家属无力应对求政府帮助

　　作为医生，胡开捷第一次亲眼见到这种情形后还是非常震惊的。

　　病人36岁，名叫贾建（化名），不发病时和常人无异，而一旦发病便会抄物伤人。三年前，年迈的父母再也无力为他看病，一根铁链将他与这个世界隔绝。

　　在病人漆黑的房屋里，叮当作响的铁链声让胡开捷的头脑里不断闪现电影里即将被处决的犯人。

　　而让胡开捷不忍再看下去的是和这个精神病人一起生活的家人。

　　病人的家里没有一件多余的家具，所有的窗户均被钢筋条焊死，因为没有板凳可坐，胡开捷和病人的家人只能坐在床沿边说话。“你甚至都不知道该如何再去安慰病人的家人，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折磨让那些家中有病人的家属脸上总是一副僵化的表情。”胡开捷说。

　　而此后，在接触越来越多的精神病人家庭后，胡开捷甚至也越来越麻木于自己的感受。“你看到的家庭大都是一个样的，除了睡觉的床和做饭的锅，有精神病人的家庭通常都不会有多余的家当，要么，要么根本就不敢买。”

　　胡开捷称，有精神病人的家庭十有八九都可以用一个词家徒四壁来形容。

　　在社区，为摸清精神病人的情况而进行的走访，胡开捷经常遭遇被患者家属泼水或不给开门的尴尬局面。“只要家里有一个精神病人，家里的其他人似乎也与世隔绝了。”胡开捷说。

　　因为头脑始终会被突如其来的幻觉、幻听和被害妄想所控制，精神病人常常会处在一个极不安全的意识当中，和他们一样感受到不安全的，还有家人。

　　这还不是最主要的，一种深层次的被歧视感，更成为家庭成员的精神之痛。

　　调查发现，有接近7成的精神病人家庭认为，被人知道家中有精神病患者是羞耻的。观念上的尴尬，也让日前大多数的精神病人没有得到有效治疗。

　　治疗的瓶颈：费用不菲 很难对症

　　在广州，普通病人的治疗费每月一万元左右。在陕西，病人每月普通收费也会在4000元左右，无疑会令很多家庭望而生畏。

　　在中国，重症精神病人已超过1600万之多，而住院治疗的患者不超过12万。除了观念，经济上的尴尬也妨碍着家庭不能及早对精神病人进行正规治疗。

　　广州市脑科医院心理科临床副主任医师徐文军，并不避讳用“昂贵”这个词，来描述当前中国精神病治疗费用。

　　广州市脑科医院是华南地区最大的治疗精神病的医院，普通病人的治疗费用每月会在一万元左右，如果病人再使用好一些的进口药物治疗和监护，每月的花费应该在两万元左右。“但与上海、北京等一些公立的精神病院相比较，广州的收费也只能排在中间偏上。”

　　徐文军说，南方一些发达城市，精神病院的收费要远远高于这个数字，好一些的私立精神病院就更不用说了。

　　在陕西省，市区的精神疾病专科医院，病人每月普通收费也会在4000元左右，这笔费用无疑会令众多家庭望而生畏，尤其是农村家庭。

　　受国内精神病研究、治疗技术的限制，目前国内很多用于治疗精神病的药品均为进口药品。

　　比如一种被称为“奥氮平”的进口常用药品，每片（10毫克）约合56元，普通病人的用量每天会在2-3片，而且一旦服用会很难再停药，一个月下来需要三四千元。

　　其次，是对于精神病的确诊问题，在国内一直处在一个至今仍难以突破的瓶颈状态。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精神病学专家告诉记者，很多精神病医院也利用了这个学科上的漏洞。

　　在医学上，精神病学科一直被认为不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学科，原因是，医生可以自由描述病人的症状，因而即使是诊断有错误也被认为理所应当。

　　就“精神分裂症”这种常见的重性精神疾病而言，其分类就可达十几种之多，如果不能确诊究竟为哪一类，用药就会常常无的放矢。

　　这也是民间流传“得了精神病就永远治不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通常一位精神病人的住院治疗时间会在1-2年，更有一些病人住院的时间会在4-5年，一个精神病人的正规治疗很可能会拖垮一个家庭。

　　对此，纪术茂、华西医院精神科教授刘协和等老一辈精神病理专家，一直在不同场合呼吁：对于精神疾病的诊断一定要执行严格的诊断标准。

　　“每一个诊断环节都必须有心理测量数据的支持而不能仅靠描述。”纪术茂称，只有正确的诊断和对症下药，才能缩短病人住院的时间，平息患者家属为病人看病的内心恐慌。

　　此外，早期正确的诊断也可以有效防止病情加重，“精神病并非不治之症。”纪术茂说。

　　政府的参与最重要

　　能争取到一次免费住院治疗的机会就相当于解救了一个家庭 这个针对全省精神病人群的项目，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显得那样珍贵。但令胡开捷诧异的是，每年申请免费用药的病人都在减少。

　　大多数社区精神病人只能享受免费发放的治疗传统精神疾病的药品，如“奋乃静”、“氯丙嗪”。

　　从起初的每月30元到现在的50元，令胡开捷诧异的是，每年申请免费用药的病人都在减少。

　　2005年，无锡精神病学专家刘锡伟开始为刑法赋予的精神病人的刑事豁免权奔走呼吁。

　　从留美博士陈丹蕾杀死丈夫碎尸案，到后来的马加爵案、邱兴华案，刘锡伟的呼声也越来越陷入“孤立无援”。

　　而在纪术茂、刘协和等人看来，为精神病人的肇事、肇祸刑事豁免权奔走呼吁虽然必不可少，但眼下当务之急是向全社会普及精神病理学知识。

　　“加强对病患家人、单位、学校、邻居等接触人群进行精神病的识别常识教育，做到早发现、早识别、早治疗，而政府的参与尤为重要。”纪术茂说。

　　与国外相比，直到2004年9月30日，中国精神卫生才作为唯一的非传染病项目正式被纳入国家公共卫生系统。

　　当年12月，一个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具体负责，旨在探讨、建立适合各地医院和社区，一体化重性精神疾病连续监管治疗模式的项目，随即被进行试点。

　　因为中央财政当年专项拨款686万元用于项目培训经费，这个项目因此又得名“686”项目，之后这个项目的专项资金在逐年增加。

　　胡开捷便是作为西安市雁塔区“686”项目首批培训的医护人员，在2006年下半年，开始了在西京社区具体的试点。

　　工作开展后，胡开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满社区地寻找被人们称为“文疯子”、“武疯子”的精神病人并建档，贾建是她随访的第一个社区精神病人。

　　开锁后的贾建经由胡开捷所在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出示相关证明后，被申请去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进行免费治疗并每月领取免费药物。

　　至今，胡开捷共为社区两名精神病重症患者办理过免费住院，这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却来之不易。

　　能争取到一次免费住院治疗的机会就相当于解救了一个家庭这个针对全省精神病人群的项目，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显得那样珍贵。

　　大多数社区精神病人只能享受免费发放的治疗传统精神疾病的药品，如“奋乃静”、“氯丙嗪”。

　　从起初的每月30元到现在的50元，令胡开捷诧异的是，每年申请免费用药的病人都在减少。

　　胡开捷所在的西京社区常住人口有一万四千人左右，在册登记的精神病人约在30个人左右，而今年申请免费用药的病人只有一个。

　　在胡开捷看来，除了有些家庭可能会给病人吃更好的药外，另一个原因就是，家庭并不愿让外人知道或强化家中有精神病人这一事实。

　　在社区，举办糖尿病、高血压这样的讲座往往人满为患，而有关心理、精神卫生方面的讲座，往往需要居委会发动才会有人来听，精神卫生的普及在目前来看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它

　　近5年试点推广，随访、建档、督促治疗、讲座、申请免费药品等并没有。 病人来看病，没人再喊“神经病来了”，也有人主动和治疗的病人打招呼了。社区一名患者病情缓解后，甚至被居委会安排了工作。

　　尽管如此，西安交大附属一院精神心理卫生科主任高成阁却认为，有效防控精神病人肇事、肇祸现象出现，目前只能依托社区来进行。“通过社区的监控，高危精神病人的不良行为能够在第一时间被反馈，这种做法对于预防和干预精神病人危害社会的行为是日前最有效的做法。”

　　这种对精神病人在终端进行管控的模式并非国内独有，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欧美等国家在社区精神病人的管控方面就已经有了相当成熟的做法。

　　发达国家的社区甚至能做到，当发现精神病人不再按时到固定点取药时，就意味着其可能发病，这类病人马上就能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

　　在国内，“686”项目的启动，才真正将社区精神病人的管治、信息网络建档，被提到一个正式的议程当中。

　　而此项目在推广中遇到的最大问题还是病人家属在内心的自我歧视。

　　胡开捷的经验里，目前社区精神病人的统计数字只会少不会多，“肯定有些精神病人被家人深深隐藏起来了。”

　　在胡开捷看来，近5年试点推广，随访、建档、督促治疗、讲座、申请免费药品等种种的工作并没有。一是病人来看病，没人再喊“神经病来了”；二是有人主动和治疗的病人打招呼时，“那些人终于能抬头回应别人了。”

　　社区一名的患者，在病情得到缓解后，甚至被居委会安排去做一些没有压力的工作。

　　政府一旦重视，社会对精神病人的看法和医治，呈现的又会是另外一番情形。

　　在香港、上海、广州等一些发达城市，由政府投资，旨在恢复精神病人的社会功能而建的“精神康复农场”、“康复站”、“庇护工厂”等公共设施也在逐渐增加。

　　对社会上关于精神卫生方面的偏见，高成阁更喜欢引用世界卫生组织在一份声明中所说：精神卫生已经被忽略得太久，对于个人、社会和国家的整体福利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必须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它，使其得到普遍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