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的大病谁来管？

　　是时候考虑大病的问题

　　不仅仅是民间在思考，体制内的官员们也开始反思。周惠明即是其中一位。出差之中，他特地从东莞赶回广州，以“个人身份”出席这场民间组织的大讨论。

　　关于医保制度缺失的话题，触痛的不仅仅只是普通市民的神经。负责着福利与慈善事业来的周，在亲人得大病时，心中也有无法承受之重。他自己讲述，岳父曾得了癌症，三个家庭去支撑他都很难。太太的几个姊妹都是拿工资的，在机关上班或者在企业打工，三个人去支撑一位病人都很困难。

　　去年周惠民自费带老人去泰国旅游。他特别关注到这个小国的社会福利，15年的免费教育、免费医疗，不能不让人心生羡慕之情。

　　在他看来，人的一生其实就四个字“生老病死”，生跟老，病跟死，这是需要福利制度跟慈善制度去支撑的。特别是“病”，现在生的问题解决了，老跟病的问题，最终的结果就是“死”。怎么样把“老”的问题，“病”的问题解决了，那我们就幸福了。“我们为什么要提出建设幸福广东，就是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温饱解决了，我们干吗还感觉到不幸福呢？就是我们的大病，我们的病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他说，国家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现在应该有能力，也是时候要考虑大病的问题。

　　一种可能的思路

　　在论坛上，主持人马志海问道：“孩子生病了，我都着急死了，我还得想尽一切办法找衙门，还找什么基金会。既然大家都在做事，那么多部门，要不要整合一下呢？谁来整合呢？”

　　2011年，贵州青基会的一项筹款救助活动，可以被视为政府救助、商业保险、慈善救助共同合力，救助困境儿童。

　　去年4月22日，贵州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黔港同心·大爱同行”关爱先天性心脏患者大型公益步行筹款行动。活动以爱心步行等方式筹集100万元社会捐款，资助100名先天性心脏病贫困儿童患者。资助方式主要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广东总队医院免除患儿三分之一医疗费用、社会捐款资助患儿三分之一医疗费用，患儿自付三分之一医疗费用。

　　基金会秘书长杨震认为，解决大病救助难，需要政府、市场、慈善组织形成合力，贵州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设计了一种大病救治的模式：由设立政府大病救助基金，受惠范围原则上覆盖全体公民，包括未成年人。此外是商业保险，个人投保，保费可分多个档次，由政府统一规划，保费由单位、学校等机构代收，由社保机构或慈善机构代理对保险公司公开招标，集团购买。最后方是慈善机构资助。若碰到困难家庭，无力购买大病救助保险的，可由社会慈善来兜底。同时，慈善机构对那些获得政府救助、保险赔付后还有困难的群体，可以进行适当资助。这样慈善基金会的善款使用也能实现效用最大化。

　　通过这种模式，1000万的善款概算可以资助10万困难群体购买一年的大病救助保险，若这10万人在这一年内患病即可得到及时救治，相比直接救助，善款的受益面要广得多。

　　此外，该模式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动员募捐将变得容易。假定困难家庭为三口之家，捐300元，则可保证这一家子一年无大病之忧，而且普通捐助人也能承担得起。

　　而对于企业来说，捐100万，则可使10000名困难群众受益。这样的受益面足以令捐助人得到满足感和成就感，因此，捐赠的积极性也必定被调动起来。

　　杨震认为，这种模式，较为清晰地明确了各方所具体承担责任，可执行性较强，成为患者家庭、救助机构、公益组织均认可的公益慈善救助模式，并有效补充了政府大病救助的部分不足，成为青少年大病救助的“及时雨”。

　　■异域经验

　　美国：依托商业保险构筑国家医保体系

　　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常务理事申曙光认为，建立大病保障体系，责任首归于政府，同时也要有慈善、救助、商业保险、社会保险，这是多层次的。但是政府在这里面起着关键的作用，包括慈善，政府不支持做不起来。现状是政府的支持不但不够，反而起着阻碍作用。商业保险也是如此，它要发挥作用，也一定要得到政府的支持。

　　“并不是说想到保险公司就是赚钱的，不是这样的概念，商业保险作为一种社会机制，在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特别是在美国，起着主要的作用。”他解释说，美国情况比较特殊，主要以商业保险的方式来建立医疗保险。国家、企业、家庭、个人一起去购买商业保险。它有多种医疗救助计划，包括儿童医疗救助计划，有多种不同的制度针对不同的对象，包括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提供不同程度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