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教育该如何应对职场挑战

　　“白汤圆变黑煤球”是一些人对“医学生”到“医生”这一角色转换过程的形容。对那些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新医生”来说，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仅要考虑如何提高诊疗技能，还要面对如何与所在医疗机构的文化磨合、如何应对价值观挑战等现实难题。有学者认为，大学课教师不应只埋头“阳春白雪式”的培养教育，还要看到学生进入临床后面临的困惑，直面基于卫生体制和与临床实践的价值导向引发的问题，从制度上保证医疗从业人员的职业精神。

　　收还是不收

　　碧水清江

　　“张医生，感谢你为我父亲治好了病。要过节了，我不知道给你送点什么好，你就自己买点喜欢的东西吧。”10床的家属递过来一个红包。张医生是外科的一名普通医生，工作没几年，却是党支部重点培养的对象。对医生收受红包，张医生十分不满，在网上发表过几篇文章痛斥这种现象。

　　10床病人是急性胃穿孔并发弥漫性腹膜炎，送到医院时几近休克。经过紧急手术，病人转危为安。张医生是管床医生，参加了患者的手术，术后恢复是在主任的指导下完成的。“不要。”张医生连连摆手，“为病人看病是我们医生应该做的，你的心意我心领了。”“我这不是拉拢你，况且我父亲的手术已经做完了。我是真心实意想感谢你。不瞒你说，你的上级医生谢主任已经收了，你还怕什么呢？”病人家属将红包直接放到了张医生工作服的口袋里。

　　“主任都收了，我不收好不好？”张医生记起，大概两个月前，一位病人送给参加手术的医务人员一个大红包，主任给他分了200元。他当时就觉得不妥，但碍于主任的面子只好收下，在病人出院时偷偷还给了病人。没想到病人反而将此事告诉了主任，言下之意，医生是不是嫌钱少了？是不是手术有什么不当之处，否则医生为何不敢收红包呢？而后，张医生被主任叫到办公室训斥了一番：“你工作也三四年了，怎么还学生气十足？不收红包就显得你觉悟高吗？让我这张老脸往哪里摆？再说，这是病人心甘情愿给的，又不是我们故意索取的，你不收病人还以为手术没做好……”说着，主任又把钱递了过来。张医生十分矛盾，把钱再退给病人吧，病人已经出院；把钱退给主任吧，他以后还怎么在科室工作；把钱交给院办吧，似乎真有点过分……犹疑中，他把钱放进了抽屉，心想以后再说吧。

　　想到这里，张医生更犯难了：10床病人的红包到底收不收呢？

　　良心比技术更重要

　　刘京本

　　刚从医时，我在一家民办医院打杂。这家民办医院还算正规，但即便如此，我所接受的“教导”除医疗技术外，多是“如何挣钱”和“如何保护自己”之类。更明白一点说就是，他们在教我如何能为医院挣到钱而不让病人抓到把柄。这种理念大大违背了我从医的初衷，那时我内心的痛苦和矛盾简直难以言表。

　　我的老师是一位老知识分子，她说的“医者神圣，爱人如己”；“医生走进病房，就像牧师走进教堂一样”；“不是一个比较好的医生就是一个最坏的医生”这些话在我坎坷的从医路上一直鼓励着我，使我度过了初入职场的那个磨砺过程。我很快取得了助理医师资格，开始到一家民办呼吸病医院做住院医生。

　　2006年春天，我们抢救过来3位呼吸衰竭的病人。在抢救第一位病人时，病人家属焦躁不安，大声斥责护士。但是，我们医护人员经受住了考验，同心协力救活了病人。事后，我们私下讨论，发现抢救时没有哪个医生或护士会去想如何保护自己，都一心只想救活病人。

　　2006年年底，我来到公立乡镇社区卫生院工作。进社区后，我从不给病人开大处方，并谦逊地告诉病人我是年轻医生，需要病人配合。3年来，我与社区居民建立了良好的医患关系。前段时间，我在下午为一位病人针灸。由于病人事前没有吃午饭而我也不知情，结果导致他出现了低血糖性头晕，周身大汗。我赶紧给他吃了块糖，这才得到缓解。不久，上级医生前来询问情况，病人竟然还为我说话，申明错在自己中午没有吃饭。这些都使我既内疚又感动。

　　医生1%的错误发生在病人身上就是100%，所以对医生来说，良心比技术更重要。我认为，从医学生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医生或许需要4个条件。两个主观条件：一是个人的价值观和道德品质，二是文化素养。如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医生，都必须在取得一个学士学位后方能进入医学院。另外，还有两个外部条件：好的医疗体制和好的社会风气。

　　不认同但接受现实

　　刘 勇

　　作为一名进医院大门不久的“新医生”，我这样形容医学与医疗实践的关系：现实医疗活动遵循的不是而是制度。

　　医学课的老师告诉我们，医生应该本着“病人至上”的理念，把病治好是第一位的。可实际上，没有钱的癌症病人来到医院，是不可能得到救治的。虽然我对此并不认同，但是必须接受这样的现实。其实不光是带教医生的叮嘱，自我保护意识从我脱离书本进入医院的第一天就已经形成了。这是受到医疗环境影响的结果，因为医患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法律关系和道德关系的交织。

　　进入医院，有人会告诉你，写病历要特别小心。这就是“文字游戏”。比如一位手指有外伤的病人到普通外科看病。普通外科医生看了觉得没什么事，但他还是会把病人“推”给骨科医生，因为此时病人的病情已经不在普通外科医生的诊治范围之内。骨科医生看了也觉得没问题，但他一般不会直接在病历上写“该患者神经肌腱没有损伤”之类的话，因为如果发生医患矛盾会对医生不利。

　　如果说大学校园是保护伞，那么医院就相当于一个小社会。在这里，我们可能会遭遇收红包、开单、拿回扣、自我保护等，而这也会给刚刚毕业的医学生的价值观带来挑战。但作为一个个体，对于这些，我们要生存就必须接受，当然内心会感到不舒服。

　　试着寻找平衡点

　　李大伟

　　我是某高校2002级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在大学第六年时学习课程。我觉得自己的价值观有很少一部分来自课，绝大部分是从日常生活和不断地学习、实践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来到北京某大医院的耳鼻喉科工作后，我感受到医院文化环境与大学校园氛围有很多不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工作生活中人与人之间联系得更加紧密。通过学习，我觉得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政府投入不足，这带来了极大的医患矛盾，也是当前医改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医院作为一个事业单位，要盈利养活自己、要发展；而对待患者，医生更要坚持人道主义原则。作为医生，我在试着寻找一个平衡点，既让病人得到尽量好的治疗，又给某些贫困病人尽量便宜的治疗。其实医生们一直都在努力地平衡政府、医院和患者之间的关系。

　　基于我国国情，我对现有医疗制度和医疗环境表示理解，基本没有不适应。若说有不适应，也不是观念上的冲击，而是工作压力的增加。实际上，大部分医生都处于体力、精力透支状态，这已经不是能够涵盖的问题，需要政府的力量帮助解决。

　　从“医学生”到“医生”身份的转变，是夜以继日的辛勤学习与磨练的结果。实际上，医院的文化环境和普通大众所想的不一定相同，和大学课堂中老师们所讲的也不一样。这个只能说是：不在其中不流泪。

　　（本报实习记者甘贝贝 刘 洋 严大鹏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