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副省长“愕然”，问何时不再天价看感冒

　　24日,在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上,副省长张通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呼吁药品价格应该合理下降。张通说,他在北京工作时,曾有一次因患感冒到当地医院看病,医生一下子开出了600多元的药,这让他非常惊讶——原来在农村时,感冒扛一下就过去了,即使吃药也只是很便宜的感冒药,哪里要吃这么贵的药?(1月25日《楚天都市报》)

　　其实,关于“天价看感冒”的新闻屡见报端,已经不足为奇。只是,此次感叹的主角已从普通民众上升为“副省长”级别,从而再次引起了网友们的热切关注。在此,我们不禁要问,社会何时不再“天价”看感冒?

　　毋庸置疑,看个普通感冒,动辄几百上千元,已经成为社会民众不堪承受之重。那么,副省长的“600多元感冒处方”又是如何开出来的?以前的“很便宜的感冒药”又为何在医院销声匿迹?

　　事实表明,因为当前的医疗制度设计,严重缺乏约束医生大处方行为和医院创收冲动的机制,从而导致过度检查、过度治疗以及滥用乱用抗生素等医疗乱象肆意泛滥。这不但浪费了宝贵的医疗资源,而且还直接加重了患者的看病负担,从而产生一种深深的社会“看病贵”痛感。

　　很显然,如果公立医院的创收冲动得不到有效遏制,医生热衷大处方和偏爱高价药的行为得不到根本纠正,那么“天价”看感冒现象将会继续不断刺痛社会公众的敏感神经。遗憾的是,作为利益攸关方的社会民众,对这种医疗腐败行为与不正之风,仅能进行口头上的谴责和道德上的批判,难以产生一股真正的制约力量。

　　与此同时,与“天价”看感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段时间以来,社会舆论对“小处方”医生的热捧和高度赞扬。问题在于,民众迫切需要的“小处方”医生,在目前以药养医机制之下,很难有生存之地。因为,当医院生存过度依赖于医疗创收,医生收入直接与业绩挂钩时,没有谁还会去开民众期待的便宜药。社会上“小处方”医生王争艳之少就是佐证。

　　所以,社会要想不再“天价”看感冒,不能仅寄希望于医生的职业道德和良心发现,更要从制度上解除医院和医生对“创收”的依赖,以彻底瓦解隐藏在“过度医疗”背后的灰色利益共同体。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加大对医院的卫生财政资金投入与运行管理、监督力度,并在新医改中引入社会监督机制,以加强社会民众的制约力量和患者的医疗话语权。（吴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