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剖腹产：利益驱动还是盲目从众？

　　这一次，WHO没有对亚洲的调查报告给出明确解释。他们推测，“泛滥的剖腹产率”部分源于医院意图牟取更多利润。

　　一名在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下简称国妇婴）进行产检的孕妇告诉记者，她自怀孕后就在国妇婴进行孕期检查，各项指标都不错。为了方便父母照顾，她原本准备回离上海不远的家乡生产。但在家乡医院，她被一次次建议乃至恐吓必须预约剖腹产。最后，她决定仍旧回国妇婴待产。“在我们那儿生孩子的，几乎全都是剖腹产。”被问及大致概率，她表示“搞不太清”，但“九成总有的”。

　　一些前往红房子医院进修的外地医生在和本院医生聊天时笑称：“这里还有些顺产的，我们那里，一天都在往外剖。”

　　“大城市不可能这样乱。”苏妍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解释道，“做手术必须本人和家属签字同意，医生不可能逼你手术、逼你签字。”

　　在红房子和国妇婴，更多的场景是孕妇苦苦哀求剖腹产，医生一次次劝导“你的情况适合顺产”未果，最终拿出手术单让对方确认手术可能带来的风险并签字。

　　“一台剖腹产手术，产妇所需支付的费用为800元，最后到医生手里能有多少？何必为了这点钱诱导产妇进行剖腹产，还有被投诉的风险。”苏妍说。

　　那位被家乡医院吓退的产妇认为医院“推销”剖腹产必定有利可图。在她富庶的家乡，手术后选择单人带独立卫生间乃至小客厅病房的产妇不在少数，这种病房收费高昂。她还听说，医生会劝那些麻醉药劲过去后耐不住痛的新妈妈“打一针杜冷丁”。她并不知道，杜冷丁在医院的处方价极为低廉，一般在1~5元不等，以此赚取利润的猜测并不可靠。

　　更多为准妈妈们所熟知的“传说”还是“一剖难求”。她们小声嘀咕着某个身边的朋友当年为求剖腹产找了多少医生主任帮忙的故事，并毅然踏上剖腹产之路。中国特色的剖腹产指征

　　亲历过各类分娩场面的苏妍，对46％也有自己的看法。

　　她曾替一个欧美人接生。宫缩疼痛时，孕妇“叫得极惨极惨”，丈夫也一再要求医院“剖腹产算了”。然而一旦宫口张开上了产台，孩子一眨眼就出来了。当时在场的医生护士们都觉得，“白种人骨头架子大，身体结构也不一样”。在红房子生产的不少欧美人甚至连八九斤重的胎儿都能“一下子就顺产”，“连侧切都不用”。

　　可能中国人在先天条件上不如欧美人适合顺产，但仅此仍不足以解释高居不下的剖腹产率。苏妍还记得一名日本产妇。在怀孕期间她严格遵循日本对于孕妇的各类指导，保证营养、控制饮食，将怀孕期间体重增长牢牢控制在10公斤以下。

　　“中国的规矩是，孕妇能吃就吃，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尽量补，这样问题可就太大了。”苏妍说。与那名日本产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孕妇孕期体重增长动辄“超过30斤”，胎儿个头越长越大，初生婴儿往往在七八斤以上，有的甚至超过10斤。这也给顺产带来了风险。

　　对于报告中11.7％并无剖腹产手术指征就进行剖腹产手术的案例，红房子和国妇婴的医生则大多表示，“产妇要剖，怎么拦着她？”

　　根据北京卫生法研究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的数据，过去5年中该部门受理了近6000例医疗纠纷调解，其中产科纠纷约450例，占8.6％，排名第3。一位妇产科医生说，有医生不得不小心从事，为避免让喜事变坏事，甚至会向孕产妇推荐剖腹产，“否则一旦出事，就麻烦了。”毕竟，阴道分娩不可预测的意外情况也很多，而且这些意外情况在深更半夜时也可能发生。对于实践经验本就不多的年轻医生而言，这更意味着严峻的挑战。

　　实际上，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已经意识到剖腹产率畸高的巨大风险。天津市就要求其一级助产机构剖腹产率控制在40％以内，二级和三级助产机构则分别控制在50％和60％以内。这个目标已经远远高出WHO建议的15％警戒线，即便如此也很难实现。天津市卫生局1月1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该市一级助产机构实际剖腹产率为65.6％，二级为66.9％，三级为73.8％，无一达标。

　　尽管各医院对剖腹产手术都有一份详细的指征，列明除出现如“孕妇生殖道受到感染”、“孕妇骨盆狭窄或畸形”、“胎位不正”、“胎儿过大”等各类医学指征，否则“原则上比较好不要选择剖腹产”，但这很难实现。

　　罗女士就是在各项指标正常的情况下选择了剖腹产。在一家知名外企工作的她孕前经常熬夜，她很是担心自己如果顺产的话“到底熬不熬得下来”。听说许多在产房里的产妇顺产到一半哭着说自己“不行了”、求医生“还是剖腹产吧”，她觉得与其两种痛苦都承受，不如选择风险更可控的剖腹产。

　　“WHO的剖腹产指征里一定不会包括社会因素，但这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里占很大比重。”苏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