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事件：要陈涛安好，还是不要陈涛安好？

　　他求见卫生部专家调查组获准。照说他才是这个事件的权威专家，可是，事情还是搞成了“科级专家部级专家”。“部级专家”要求，不准有记者随访；即使见面，部级专家也不自我介绍，又提出不准录音，不答复问题。经过这一连串不对等的规整，陈先生其实立即陷入了两难：考虑到自己的人格，他应该拒绝这样的“接见”；但是，这本来就是他争取来的机会，眼前这些“莅临”的专家，才有影响事件定性的权力。

　　轮到卫生部调查后，为这个事件举行新闻发布会了，又令陈先生大失所望。会后，搜狐视频专访了他。访谈开始的时候，每到要归纳出卫生部的“错误”时，话到嘴边他还迟疑一下，可说着说着，就越来越放得开，到最后，30多分钟的视频讲下来，算是对卫生部的调查方法和结论的基本否定了一遍。

　　这就是陈涛安先生。他发现了公共生活的危险，他选择了表达和担当。任何公共危机发生的时候，都需要有人被选中。这次事件选中了他。理论上，一个公民在重大公共事件上发表由个人负责的言论，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责任。但当只有很少人愿意做这种选择的时候，这种选择就可能处于某种孤绝的状态，代价得由他一个人来承担。这是一个二律背反：当很多人都可以做这样的选择，那么，他们所反对的事件也就不会发展到这么壮大，反对者也不那么悲壮。这相当于说，维护公共安全的“孤胆英雄”都是险恶的环境练出来的，而幸福的生活都是平安的。那么，我们宁愿不要这样的“英雄”，正如如果可以让艾滋病和非典“不保密”，我们也宁愿不要让事件把原来平静生活着的高耀杰和蒋彦永等平民“练成英雄”。

　　但是，当一个人被公共事件“选为英雄”，他就成了这个群体的标杆人物。他们的道德水准代表一个群体道德水准，他们的公共担当意味着一个群体安全生活的能力。而他们的遭遇，是受到礼遇还是折腾，则预示着以后会重复发生类似事故呢，还是“每一次灾难都会以进步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