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医院治死教授终审败诉 法院认定三大过失

　　■焦点释疑

　　判决缘何“回避”非法行医

　　二审期间，王和管女士要求确认北大医院非法行医并提交证据。这份2008年4月来自北京市卫生监督所的复函称，熊卓为就诊时，北大医院使用了没有取得《医师执业证书》的于峥嵘、段鸿洲、肖建涛三名实习生从事抢救等诊疗行为，从临床病例记载中也没发现上级医师对他们指导的签字，这违反了卫生部的有关规定。但由于超过2年的处罚期，北京市卫生监督所仅就北大医院的违法行为下达了《卫生监督意见书》，责令其整改，但未实施行政处罚。对这份复函和《卫生监督意见书》，北大医院不予认可。

　　市高院阐述了上述内容后认为，在鉴定结论明确的情况下，医院是否存在过失、过失与患者死亡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并不需要通过过错推定予以认定。因此，家属方提出的熊卓为入院依据问题、治疗医师资质问题，对于法院确认医院是否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并没有直接关联，所以不予认定北大医院是否存在非法行医。

　　尽管判决书没有明确认定北大医院是否存在非法行医，王表示理解市高院的做法。因为判决中认定了一个关键事实，即卫生监督所曾对北大医院的违法行医下达了《卫生监督意见书》。他认为市高院间接确认了北大医院的非法行医，“这是一种进步。”他说确认非法行医是一种行政行为，由北京市卫生监督所这样的执法机关来做。市高院属于司法机关，司法机关不能做出行政行为，“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对此已经很满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