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十一连跳记录 可以在心理医生手里终结吗？

　　5月22日，由深圳市鹏程人力资源配置有限公司主办的深圳中高级人才招聘会传出消息：富士康集团公司以最高60万元年薪招聘心理医生和心理咨询师两名、辅导员50名。

　　试问：招聘一名心理医生和两名心理咨询师，能制止富士康“十一连跳”吗？

　　对具体个案而言，心理医生和心理咨询师的出现，也许能给求助者一些关怀，甚至救人一命，但是，富士康集团公司此举，我以为只是治标，而没有治本。因为心理问题是由残酷的企业机制产生的。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听到富士康老板出来说明事件的真相和应该承担的责任，以及决定采取什么应急措施来改变残酷的企业机制，制止此类恶性事件的蔓延和再度发生。富士康，名字起得不错，但事与愿违，该公司富了并没有康。据5月25日凌晨消息，富士康科技集团观澜园区华南培训中心一名员工坠楼死亡。这是今年以来该集团第11宗员工坠楼事件。

　　架在富士康公司十一个年轻人脖子上的刀子，不是公司里少了几名心理医生，而是社会转型期的集体焦虑，这家企业残酷的生存法则，以及社会文化配套措施的缺失，种种矛盾在这家典型的代工企业里滋生集聚，落到了一个个入世未深的青年工人头上。这些社会矛盾又没有及时而有效的化解，终于酿成了一个接一个跳楼的惨剧。

　　再具体地来看，富士康跳楼事件频发的重要的原因，是繁重的、超长时间的劳动和菲薄的收入。富士康普通工人每个月只有900元的基本工资，大概合每小时5元钱多一点。如果他们每天工作8小时，一月只能拿到这900元的。如果他们想赚取更多的钱，他们就不得不选择多加班，站在机器的面前，进行简单而又重复的劳动。据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工人小郭告诉记者：“我们是10小时工作制，两班倒，平时加班并不算加班费，只有周末加班才算加班费。”小郭说，工资有按件计的、也有按时计的。“我是新手，在流水线上做得比较慢，组长经常会凶我，我上个月的工资才拿了1100元。”富士康员工童小燕说，赚的钱里面，加班赚的比重有一半。这是“公平交易”下掩盖着的不等价的交换。诚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把工作日延长，使之超出工人只生产自己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的那个点，并由资本家占有这部分剩余劳动，这就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富士康的企业主减少对绝对剩余价值的占有，让利于一线工人，这才是制止“十一连跳”的根本措施。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指出：“没有一个合适的机制让这种问题得到一个舒缓，把自己从一个机器人、一个赚钱工具变回一个人，那可就会有心理、生理等各方面问题出现，就会发生极端事件。”此论甚是。人成了机器的奴隶，工厂成了“温和的监狱”（傅利叶语）。在闭锁的大墙里的工人一旦受到某种挫折，又想不开，便可能以纵身一跳的行动，来脱离“温和的监狱”。富士康的“十一连跳”，它不仅揭开了这家公司榨取员工血汗的事实，也揭开了许多企业家和经理们关于新生代员工在HR管理领域的严重问题。通过研究这些问题，如能引起全社会对外资和民营企业中的员工命运的高度关注，引起对中国的人力资源管理的高度重视，那就幸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