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连跳”反映心理学“羊群效应”？

　　 5月22日，富士康邀请了海内外的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及精神病学等方面专家到富士康“会诊”，寻找摆脱“连跳”阴影的出路。作为富士康邀请的社会心理学专家，彭凯平教授在分析“连跳”背后的原因时，呼吁社会不仅要关注逝者，更要关注我们身边99%以上的健康人的心理卫生问题。

　　 ■ 本期心理沙龙嘉宾

　　 彭凯平，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系主任、伯克利加州大学心理学系终身教授

　　“我认为社会关系疏离是自杀主因”

　　 新京报：听说您才从深圳回来，您22日参加的“富士康专家会诊”，有没有什么一致的说法？

　　 彭凯平：说“会诊”其实是不太确切的。我个人认为，富士康的问题是企业转型中的心理危机问题，具普遍性，不是简单的心理、病理问题。所以，我们这次，并不是去给富士康员工做心理诊断的，而是让大家从事件中得到教育，从（已发生的）的行为思维中，发现正面的榜样。

　　 新京报：您在富士康员工中有没有发现正面的榜样呢？他们表现得都怎么样？

　　 彭凯平：我在富士康就看到有非常快乐的员工，小姑娘小伙子们成群结伙地往外走。事实上，大部分的跳楼者在富士康工作的时间都比较短，最多一年半，最少两三个月，如果说工作压力，肯定不比老员工更大。我觉得，“跳楼”还是由不适应，以及巨大的心理落差造成的。这种心理落差主要表现为：第一，从农村到城市的心理落差，以为来到了大城市，但密集的劳动让他们看到城市却感受不到城市；第二，家庭到社会的落差，从家庭的保护到自力更生；从保护的、尊重的心理环境到批评的、管制的心理环境的落差；从社会支持的关系网络到没有任何支持的关系网络间的落差。

　　 现代社会学创始人爱米尔·杜尔凯姆认为，自杀既不取决于经济基础，也不完全由家庭背景决定，相反，社会关系的亲疏是造成自杀的最主要原因。外出打工者从熟悉的农村环境走到完全陌生的城市环境中，这种变迁造成了与先前关系的分离，其本质还是社会关系的隔离。而一系列的跳楼事件，就是社会剧变引发的心理冲突的集中表现。所以说，防止恶性自杀事件，应该是社会学和心理学一起来做的事情。

　　 新京报：有心理咨询师认为从农村到城市务工的年轻人因为不能适应城市环境而产生的“心理隔断期”是他们自杀的一个诱因。您觉得“心理隔断期”具体而言指的是什么？您对这种说法持什么态度？

　　 彭凯平：心理隔断期？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心理断乳期”吧？这种说法来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我个人是不太认可这种说法的。因为“心理断乳期”强调从个人内心世界寻找问题的原因，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社会因素的影响。这个学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太悲观，把人看得太脆弱。实际上人的内心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