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黄山门” 不敢担责不敢面对

　　新京报：为什么会不敢面对？

　　侯盼：一个人的生命因为我们而失去了。我们当时还不敢承担起这个责任，总觉得下意识地希望没有人死去。

　　新京报：什么时候才真正意识到，一个人的生命失去的问题？

　　侯盼：星期三晚上，我接到了张宁海家属的电话。我当时说，家属这边有什么样的要求，我一定办到。他们的态度非常宽容，希望我们压力不要太大。他们只想知道宁海去世的一些细节，宁海当时是走在哪里，穿着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情况下失足，有没有喊，最后一句话说的是什么。

　　就是这些问题，突然我一下子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我真切地意识到一个生命就这样消失了，我从不敢去想，一下子就爆发了。

　　我觉得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意识到了生命的问题。我开始反思，开始忏悔，开始想怎样去对二老做点事情。

　　新京报：从那时候开始愿意去面对这件事？

　　侯盼：我后来去参加了张宁海的追悼会。在现场，我见到了张宁海的妈妈，我说，“我们18个人都是您的子女，您是我们的妈妈”。张宁海的妈妈当时已经难过得说不出话来，但她还是用脸贴了贴我的脸，把我拉起来。

　　出了追悼会现场，我们开始面对媒体采访。一个生命因为我们而失去了，我们需要承担起这个责任。我拒绝了几家媒体的采访，因为我对他们的失实报道非常不满。

　　今天早上的时候，我意识到没必要苛责媒体把我们的冷漠和英雄进行对比。如果说，这种对比能够教育大家不做我们，而学习英雄事迹，能化解点社会上的戾气，我觉得可以接受。而且关于学生的教育的缺失和责任的承担，这些也可以更好地教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