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艾滋”的农妇

　　 第二天一早，丈夫杨自辉就离家出走。他是一名农村教师，在过去的5年中，他在家待的时间不足两个月。每逢农忙和春节的时候，他才回家转一趟，几乎不在家吃饭和过夜。他四处飘泊，有时住在亲朋好友家中，有时住在宾馆。直到现在，这个农村妇女也不知道，丈夫这些年到底是怎么过的。

　　 “没办法，万一两个人都得了艾滋病，这家就彻底没法过了。我又是老师，要是传出去，工作怕是保不住。”这个大高个子的教师低着头说。

　　 李秀勤有两个儿子，当时都在县城读高中。杨自辉到学校告诉孩子们，周末不要回家，要回家就到舅舅家。儿子们问父亲为什么，杨自辉也没解释原因。儿子们都很听话，好长时间没回家。半年之后的春节，李秀勤才再次见到两个儿子。

　　 她想她的儿子。见到儿子时，她想像以前一样摸摸儿子，给他们做顿好吃的。可是她不敢，怕自己的病传染给儿子。儿子在家住了几天，饭都是杨自辉的弟媳帮忙做的。吃饭时，李秀勤用公筷把菜夹到自己碗里。

　　 大儿子好奇地问李秀勤，李秀勤告诉他，“这样卫生”。儿子还调侃了她一句：“妈妈现在学大城市的人了。”李秀勤的眼泪在眼窝里打着转，强忍着没敢流出来。

　　 低烧、腹泻、四肢无力等一系列病症接踵而来。在此之前，李秀勤连“头疼脑热都很少有过”。她连门都不出，成天躺在床上哭泣，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原本壮实的身体彻底垮了。

　　 她甚至不想再活下去。她的大哥是个村医，她隔三差五就去那儿讨几片，攒了一大把。一个晚上，她吃掉了所有的药片，可她只是比平时多睡了几个小时，第二天中午，她又醒了过来。

　　 这次寻死失败后，李秀勤不甘心。一次去给棉花打农药时，她坐在地头哭了起来，哭着哭着就拿起农药瓶子往嘴里倒。幸而前来帮忙的弟媳一把夺下，劝她要为儿子考虑一下。

　　 在家人的劝说下，这个农妇不再寻死，开始积极找工作。“我得给儿子攒钱，他们要读大学，还要娶媳妇。我走了，他们该怎么活？”她心里想。

　　 在被告知得艾滋病之前，李秀勤在一家毛纺厂做技术员，每月能拿近3000元钱。但这次，当她找到那家工厂的负责人时，对方拒绝了她，因为“她一旦来了，工人们估计都要回家了”。后来，她听说另外一家工厂招工，就去报名，还是因为同样的理由被人拒绝。

　　 杨家红色的大门再次紧闭，李秀勤又过上了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几天下来，大门口就堆积了厚厚的沙土，一踩一个脚印。

　　 时间一长，李秀勤也想出门透透气。有时，她会站到门口，和村里人说说话。不过，对方总和她保持一定距离。有小孩子跑过来，她想摸一摸抱一抱，大人总会一把拽开，不让她碰。每碰到这样的情形，她都会流一通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