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职业病患者死在维权路上

　　“我不想要钱，就想看病”

　　郑身贵在临租房的茶几下面，认真地保存着一沓做工粗劣的稿纸，上面用黑色碳素笔清楚地记录着3年来老郑夫妻俩在职业病道路上的艰辛：从2007年11月9日老郑被江苏省疾控中心诊断为“职业性肿瘤（苯所致）白血病”，到2010年11月8日江苏省高院正式受理“厂子因属于过度治疗不予报销”的案子。几乎每个月，老郑身上都有一个法律案件发生，或开始，或结束。

　　这沓稿纸是记者最近一次见到郑身贵时，记忆深刻的一件“陈列品”，时间定格在全国政协会议开幕的前两天，地点是在离北京市道培医院不远的一间出租房里。这一天，老郑得知记者要上两会，激动地拉着记者准备“好好说道说道”。他的妻子张文红也放下手里的活儿，搬了把小板凳坐在记者对面。

　　郑身贵，安徽省滁州市人，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工。因为一封求助信，他成为本报2009年2月刊发的通讯《我的生命拖不起》中的主人公。一年多来，本报刊发的20余篇连续报道记录了老郑从患病、职业病鉴定、、求医到获助、手术、康复的艰辛历程。

　　当被问起在路上哪一点最难时，老郑沉思了很久，认真地答道，每一步都很难。

　　“我特别记得，当时到江阴市劳动局送材料，来回跑了4趟他们都说不合格。那时候，我的病很重啊，脾脏大得入了盆腔……”老郑告诉记者，从得病到现在，家里前前后后花了将近50万元，幸亏后来《健康报》有了大篇幅报道，卫生部派“国家队”下来调查，政府和厂子才给了些钱。但现在家里还欠医院和几个亲戚10万多元。“如果当时得病了就赶快进行骨髓移植手术，至少能省一半儿钱，老早吃药花的20多万元就能省下来……”坐在一旁的张文红小声说。

　　“我有时候就想，自己太幸运了，因为遇到了好人，和我在一起工作的好几个工友还没等凑够诊断职业病的材料，人就没了。”老郑说得很无奈，“再过段时间，等病情稳定了，我就回去找厂子好好谈谈。我就想告诉他们，我不是想要钱，就是想看病！”说这话时，老郑一直摩挲着他第一天进厂时工长发给他的工资卡。接着他又清了清嗓子提高些音量说：“希望政府能有个部门帮着我们，不能再让那么多和我一样的人不明不白地死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