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二六”指示仍有启示作用

　　董先雨 王秀华

　　44年前的6月26日，主席作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指示，校正了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坐标。如今，新医改已进入攻坚阶段，重温老人家的“六·二六”教诲，感觉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事实上，“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是我党的一贯主张。1950年8月召开的全国卫生会议就确定卫生工作“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后来又增加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这医疗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成为医疗卫生事业的坚实基础。随着上述卫生工作方针的全面贯彻落实，我国迅速消灭或控制了严重威害人民健康的流行病与传染病，国民身体素质增强，平均寿命提高，被一些国际机构评价为发展中国家医疗卫生工作的典范。

　　现在看来，“六·二六”指示的关键是解决了医疗卫生工作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笔者认为，落实新医改方案依然取决于能否真正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尽管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条件都和44年前明显不同，但“六·二六指示”的精神实质却没有过时。新医改方案确立的“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的改革原则，是“六·二六”指示在新形势下的继承和发展。从当年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到现在建立一个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制度，其间始终有一条贯穿始终的红线，彰显出我党立党为公的宗旨和与时俱进的精神。但实现新医改方案绘出的宏伟目标该如何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呢？

　　第一，必须高度警惕并防止利益集团干扰医改的方向。任何改革都是利益格局的重组，伴随着激烈的利益博弈，医改也不例外。新医改方案在实施过程中，如何在各方利益的博弈中保证医疗卫生为人民服务，将关系到医改的成败，也是检验我党执政能力的一块试金石。

　　第二，需要警惕并防止医改“空转”。医改方案已经出台，配套文件也锁定为21个，分别由不同的部门起草。笔者认为，新医改配套文件的制定应注意两个问题：其一是在具体工作部署中不该出现“部门利益”的博弈。其二是让最有发言权包括医务人员在内的公众充分发表意见。这样，才能更好地保证医改具体实施的效果。

　　第三，要防止公立医疗机构趋利冲动对公益性的稀释作用。医务人员是医改的主力军，他们长期以来为人民健康事业作出的贡献应该得到社会的公正评价。对于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医疗机构出现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倾向，需要从政策层面发力予以解决，应通过完善绩效考评等激励机制，防止公立医疗机构的趋利冲动对公益性的稀释甚至消解。这是深化医改中一个难以绕开的课题，须深入研究，认真对待。在这些方面，“六·二六指示”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