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型H1N1流感的传播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庞大的制药生意

　　制药工业是实施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模式最大的赢家之一。通过由世界卫生组织保障的专利制度，保持贸易的专利权已经20年。在这个时期确定专利产品的价格，不存在任何类型的市场竞争。这被认定为是“合法的垄断”，其阴谋是反对最贫穷的人们的健康。世界上有名的大型制药公司正在继续这种新自由主义特有的倾向，即通过合并增加利润。猪流感传染病的出现对这些大型制药公司是特别有利的，特别是生产抗病毒的药品的企业和那些有能力制造防治猪流感疫苗的企业。这为它们开辟了极好的做生意的机会，是一个“金矿”。治疗铐流感的塔米弗氯是由加利福尼亚一家生物制药公司（吉利得）生产的，它把生产和交易这种药品的专利转让给瑞士的罗奇制药厂，后者承认将销售额的22%反馈给它。引人注意的是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菲尔德曾任吉利得的副总裁，从1997年12月到2001年到五角大楼任职为止。他在担任国防部长时采取的第一批措施之一是宣布美国武装部队有义务使用塔米弗氯，这有利于直接保护他作为公司主要股东之一的利益。在亚洲出现严重的呼吸道传染和H5N1禽流感的征兆时，吉利得的股票大幅度增值。这件事情甚至使人想象到，这些疾病是由抗病毒药物的生产商自己制造的，目的是获取巨额利润。不同意塔米弗氯的有效性的舆论被忽视。荷兰的传染病学家博内斯认为这种药成本高，使保护能力降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塔米弗氯被用来治疗中度的流感，如H1N1,只是有利于这种产品的生产者。罗奇制药厂已经公布了非常有利的经济效果。2009年7月它宣布塔米弗氯销售额上半年增加了两倍，达到9.31亿美元，由于“零售和政府与公司的直接采购”。第二季度销售额达到5.67亿美元，超过2008年第二季度水平的两倍多。此外它还宣布到2010年初其生产能力将提高到每年4亿箱，是现在年产量的4倍，最近5年已经出售了3亿箱。8月中旬瑞士政府的控制机构接受了罗奇公司将塔米弗氯的有效年限从5年提高到7年的要求，这意味着大量增加利润。

　　英国的格拉索制药厂宣布，到2009年底计划出售治疗猪流感疫苗的收入达到16亿美元，因为不同的国家和卫生机构要求大量订货。仅英国政府就下令采购6000万美元的药品，世界卫生组织采购5000万美元药品。宣布在西方世界疫苗每剂售9美元。该公司投入25亿美元进行研发，将通过最后的价格收回投资，公司希望2009年增加产量使利润大幅度增加。其他的制药厂也希望通过生产防治猪流感的疫苗而大量增加利润。

　　对未来的教训

　　现在新自由主义体系和全球化的危机是对变革的一种挑战，使我们从根本上审视问题。不能继续让大企业家和银行家越来越富而不关注其他居民的“森林法则”了。财富的集中和不平等引起大多数人的不满，存在社会大爆炸的风险。最近30年，在苏联解体以后强制实行一切权力都归私营部门的信条，市场成为经济合理性的轴心，毫不让步的个人主义作为财务原则被接受。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通过他们的追随者皮诺切特、撒切尔、里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出的新自由主义制度如同是无可争辩的科学真理，应当不能回避地被全世界所接受。他们宣扬自私自利是社会理想的有组织的价值观念，因而比较好的共同获利的方式是每个人寻求自己的利益，因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将解决在道路上出现的困难。

　　根据新自由主义解除调控最明显的影响之一是美国的麦道夫案件，他是历史上最大的诈骗犯，通过所谓“金字塔制度”利用他在纽约交易所的威望，诈骗金额高达500亿美元。他被判处150年监禁，对于一个75岁的人这似乎没有用了，但这是对新自由主义固有的恶习表明态度。无论如何这表明将来无法回避的是需要更好的调控和检查。

　　大企业家追求利润的努力超过的界限几乎是一种不变的现实，哈佛大学的一名学生建议所有学习贸易的毕业生宣誓反对贪婪，在他将来的专业活动中不仅是关注利润。他发起承诺按道德做生意。这有些类似医生的宣誓和律师尊重宪法和法律的承诺。这名青年合乎的号召被支持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利益集团有保留地接受，因为它们不愿意自己的利润受到限制。企业家们认为，在尊重道德时面对竞争对手他们的条件会处于劣势，这是他们不愿意接受的。

　　世界从这场金融危机和卫生危机中应当吸取的教训是，所有现代的工业应当履行保护地球生命的基本条件。在思想上不应当只着迷于企业发展成大型企业，获取更多的利润，伪装成它创造了更多和更好的就业。许多物种的生命处于之中，其中包括人的生命。不论是企业家还是政府都必须改变思想。最基本的是：保护人类的健康，尊重动物的生理学，不要破坏环境，尊重劳动者的尊严和权利。此外，各国政府应当适当地调控企业家的活动，不仅是为了避免他们滥用权利，而且是为了鼓励有效的可持续发展，考虑到科学在这个意义上的贡献。当局应当完全坚定地拒绝不诚实的企业家进行勒索的图谋，他们以制造裁员相威胁，如果受到严厉的调控，就将投资转移到令他们高兴的国家。应当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大公司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将金融资本置于优先于人民的健康和保护环境的地位。

　　（《环球视野》摘译自2009年10月22日阿根廷通讯社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