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杀干预机制不健全 志愿机构尴尬

　　尴尬的志愿机构

　　“我们快坚持不下去，事越来越难办了，路越走越窄……”张纯向羊城晚报记者沉重叹息。掐指算来，自2003年11月28日拿到成立批文，他的机构进行自杀干预已近七年，张纯深刻领会到了这个工作的艰难：没有经费、没有人才、没有法律保障，“一两天还能维持，但一次又一次被泼冷水，再高的热情也被扑灭了……”

　　张纯说，中心注册的大约有3000人，但日常进行工作的、志工约14人，自成立以来已经接了2万多个电话，去年最少也接了2400多个电话。他说，常年的志工会支付很低的薪水，来支援通常只是提供一顿午餐，即便再精打细算，一年下来的经费少则十几万、多则几十万， “经费完全靠我个人筹措，越来越捉襟见肘，本来每年‘世界预防自杀日’都要举行一些宣传活动，宣传科学的自杀干预理念，但今年因为经费问题，不得不放弃。”

　　自杀干预，需要一定知识储备，如心理学的、社会学的、社会工作等，但来中心进行志愿工作的大都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一般的，最长干不过三个月，三个月就是心理承受极限了。想想一个人每天接‘求死’的电话，心理得足够强大。”张纯说，记得南京一位副师级的退休军干，参加过抗美援朝，来中心做，最后也不得不退下来，顶不住。他自己每隔一段时间，也要“闭关”，最长的时候是十几天。

　　最困扰张纯的是，自己从事的工作，没有法律保障。张纯说：“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自杀救援法》，没有《心理危机干预条例》，心理学工作者去从事自杀救援，无法保障自杀干预行为的正当与合法性。”张纯记得曾经接过一个电话，一对年轻人要殉情，生前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张纯，断断续续通话了近4个小时。几天后，年轻人的家长找到张纯，问张纯是谁，为什么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他？张纯解释了一番，对方质问道：“谁赋予你这个权利？我要告你！”

　　“想过放弃，但每天都不断地有电话打来找到我们，咬咬牙就又出发了。”张纯说，“但我们危机干预中心需要危机干预，需要政府给予支持。” 羊城晚报记者陈强 实习生朱杏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