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史对我们的拷问

　　对于中国医学界来说，关注医学史不能仅仅关心现代医学史，而同时应该回到祖国传统医学的源头去寻找我们的根。中华民族得以数千年繁衍昌盛，以中医为主流的传统医药功不可没。然而，有着辉煌成就的中国医药学因封建帝国与世界政治、文化的隔绝而鲜为世界医学界所了解，也因此失去了与现代医学相互促进和融合的机会。上世纪30年代，王吉民、伍连德两位前辈著述《中国医史》的初衷正是深感于中国医学在世界医学史界的缺位，而立志于向世界介绍。今天，当我们有机会重新阅读和审视这部著作时，除了慨叹前人筚路蓝缕开创的光荣，还要承担起历史交给我们的责任，那就是更深刻地了解祖国传统医学并向世界介绍，以及在当今现代化进程中，寻求中医突围、发展的方向和途径，创立新医学。

　　自从西医传入中国以来，关于中西医的种种辩争就不绝于耳，各方对此莫衷一是。其实，争论的焦点就是对中医价值的认识。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这个原则也同样适用于中医，如果没有对祖国传统医学的深刻体悟，就难言扬弃。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的原理和精神与中国传统的宇宙观、生命观、人生观一脉相承。我觉得，除了几千年积累下的医药经验和知识外，中医的价值还重要地体现在对生命的认知和医学的根本见解上。

　　在中医看来，生命是宇宙的一部分，生命运动和宇宙的运转遵循同样的法则。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医的理论基础，它并不意味着人被抽象和渺小化了，恰恰相反，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被扩大和提升了。生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一个完整的过程；疾病是生命自身运动的过程，而非生命的敌对方。古人有云：“生老病死，时至则行。”（《因话录》卷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站在时代的潮头重估中医，我们可以看到，祖先们把医学并不当做简单的治病，而是通过对生命体的调节，使其实现平衡，达到生命状态与自然状态的协调统一，保持生命过程的和谐。这种和谐表现为人体各部分之间的和谐、人体与精神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它反映出中国人在把握人与自然关系上的高度智慧，也让医学超越于一般的经验科学，而具有博大宽广的宇宙关怀。

　　中医是以人为本的。它强调医生与病人的沟通，望闻问切就是医生与病人的真诚交流和情感对话，它在诊治中也特别注意人的心理活动，关切人的内心感受，而这又与中医仁爱救人的准则始终相随。在古代中国，医术被称为“仁术”，仁者为爱人，因此，在中国传统中，尊重生命、关爱病人是医生的基本道德。比较好的医生并不一定是诊疗技术最高明的，但必然具备高度的仁爱精神和高尚的道德人格。大医之道在精诚，孙思邈“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的警语，就是对医生境界的精辟阐释。

　　西医和中医是两种文化、两种哲学的差别

　　不可否认的是，在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两股浪潮的激荡之下，今天的中国传统医学面临着比王、伍两位先生著书时更为窘迫的境地。中国传统医学在当今医学系统中究竟应该如何定位，应该沿着什么方向和途径发展，中国传统医学是在抱残守缺中沉沦，还是在融合创新中涅槃？这是《中国医史》对我们的拷问。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民族，必然是善于传承和发展自己优秀的主流传统文化的。对于中医，我们应该深入地去了解它，应该对它怀有温情与敬意。我们要清楚，西医和中医的区别不是简单的新旧之别，更不是先进和落后能一言以蔽之的，它们是两种文化、两种哲学的差别。发展中医，并不是医学的一个流派对另一个流派的反抗和复辟，而是使相异的医学传统在交流同推动整个人类医学的进步。 （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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