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医宝鉴》申遗欲立“韩医学” 无视历史真实

　　何裕民：把《东医宝鉴》说成“总结韩医学精华的著作”这样的说法完全是伪命题，道理很简单，因为朝鲜时代根本没有“韩医学”这样的提法。朝鲜在历史上一度是中国的附属国，文化上也一直推崇汉文化，中医传入朝鲜半岛后一直被称作“汉方”或“汉方医学”、“汉医”，所谓的“韩医学”一说是从1986年以后韩国人修改后才提出的，至今不过20多年，历史上是没有“韩医”或“韩医学”之说的。相反，完全以汉字写成的《东医宝鉴》九成以上的内容都是辑录自中国医学典籍，这怎么能说是“总结韩医学精华的著作”呢？

　　东方早报：那么你怎么定位《东医宝鉴》？

　　何裕民：《东医宝鉴》作者许浚是朝鲜宣祖及光海君时代的人，这本书的准确定位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位朝鲜人在学习中医后用汉字编纂的一部关于中医的著作。此书主要参考并抄录的是中国古代医书包括《素问》、《灵枢》、《伤寒论》、《证类本草》等83种，而参考的当时朝鲜医书只有寥寥几种而已。

　　东方早报：韩国方面说申遗成功说明“《东医宝鉴》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独创性等”，你对重要性与独创性两方面怎么看？

　　何裕民：《东医宝鉴》在一般的中医图书馆里都有，也算一本有意义的著作，在中医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但要说这个地位有多高，最多只能说中等，在中医（或汉医）著作方面，如果要找出与《东医宝鉴》平起平坐的书籍，至少有三五百种之多。至于独创性，可以说是基本是没有的，因为这部书并非原创，而是一部编纂之作，其特点是“裒聚诸方，辑成一书”，即基本以纂辑中医典籍为主，这怎么能说有什么独创性呢？

　　东方早报：那么作为一位知名的中医学家，你怎么看《东医宝鉴》成为世界记忆遗产？

　　何裕民：从历史著作的角度看，这本书当然有一定的价值所在。这书成为记忆遗产，对中国来说是有些遗憾，但从中医的角度而言也是好事，因为这说明了中医的辐射范围之广，《东医宝鉴》的根就是中医的，这谁也否定不了；另一方面，不管韩国把原本的汉医（中医）改成什么名字，但至少，他们把中医还是当回事的。

　　东方早报：那么你觉得现在应当怎么看待“韩医”？

　　何裕民：叫什么那是人家的自由，毕竟是两个国家，不管他们现在叫什么，“韩医”也好，“韩医学”也好，但其源头都是中国中医，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

　　东方早报：你觉得这件事对中医来说有意义吗？

　　何裕民：多少还是有意义的，这会使我们更加珍惜中医，激励我们做好中医的传承与发展，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对中医的价值还争论不休。

　　记者手记

　　《本草纲目》申遗，路有多远？

　　“像《东医宝鉴》这样的中医著作，在中国可以找出的与之平起平坐的著作不下于三五百本。”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何裕民论及《东医宝鉴》的地位时说，这部书与《黄帝内经》、《伤寒论》、《本草纲目》等中医药典籍的地位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然而，一个事实是，地位远远高于《东医宝鉴》的诸多中医著作目前并未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

　　论述这些话题的前提是，世界记忆遗产的评选机制是在西方倡议建立的，国人的文化自信与中国古籍的巨大价值当然未必就要靠这些所谓的“洋招牌”（现在国内一窝蜂地进行申遗也是一种文化自信心的缺失），但借此其实可以反思中国申遗体制与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

　　以中医而言，早在2006年，中国便启动申遗，中国传统医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在解释申报的必要性时认为：“通过‘申报’，可以让民众充分认识中国传统医药的价值，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并提高对中国传统医药的认识，体现以保护促发展，通过继承求创新的理念和思路”。

　　然而在这场中医申遗的较量中，中国依然思路老套，“只听雷声响，不听雨点落”，大多停留在“口号”阶段，因为中医药申遗面广量大，又试图“打包”申遗，然而由于规模大、涉及范围广、研究深度要求高,操作难度可想而知；另一方面，申遗过程中，很多并未从真正文化传承的角度进行，而是纠缠于经济利益、地区平衡等非文化的因素，时至今日，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与档案中只有清代内阁秘本档中有关在华西洋传教士活动的档案、东巴古籍文献、清代科举大金榜、“样式雷”建筑图档等列入世界记忆遣产，这些文献当然也是中华传统文献，但其中真正称得上具有中华文化标志性意义的文献有几部呢？

　　相反，韩国的做法则小处着眼，瞄准目标，并充分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韩国人脉优势(有人戏称之“朝中有人好做事”）。曾经在韩国工作过多年的学者郝明义曾撰文认为，一方面，韩国在天然及有形文物申遗方面，并无优势，他们的申遗策略就一直瞄准无形文化遗产，2003年清唱板索里、2005年江陵端午祭申遗以及此次《东医宝鉴》成为记忆遗产都是这个策略的成功执行；另一方面，在政府及财团的支持下，韩国学者一直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的申遗评委会工作。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次成立“人类口传及无形遗产”国际评审委员会的时候，韩国东国大学林顿熙（音）就积极参与，发挥了较大的影响力，并成为其后三次韩国申遗成功的幕后最大功臣。2005年韩国以江陵端午祭而申遗的时候，曾经遭到很大阻力，由于林顿熙的竭力争取，才最终顺利入选。而韩国这次为《东医宝鉴》申遗，一方面由林顿熙负责国际宣传的部分，另一方面首尔大学徐庆浩（音）则是“世界记忆遗产”国际顾问委员会的委员，其间的人脉因素决不可小视。

　　一些观点认为，中国对中医药的文化保卫战最初其实应采用点对点的战术策略，仅以《本草纲目》和《东医宝鉴》对决，就足以捍卫中医药文化的尊严。这一方面是着眼于国内外李时珍相关研究的成熟度,特别是其在国际上的高知名度,同时也是为了厘正被部分韩国学者的“考证”所混淆的学术视听——遗憾的是，这只是些建议而已。

　　《本草纲目》等中医古籍的申遗之路，到底有多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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