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生素滥用现象严重

　　抗菌药应由政府负责研发

　　肖永红表示，抗生素滥用不仅仅影响用药者个人，还会影响周边没有用药的人，甚至整个人群，就像吸烟的危害一样，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有些国家提出，比较好在抗生素的研发方面采取一些办法，比如说新药的研发，鼓励企业去做耐药菌感染治疗的药物，而非仿制。甚至有人提出，使用抗菌药的话应征税。如果用的是原创的新药，税收由使用者承担，如果使用的是仿制药，税收由企业来承担，避免企业过多仿制。但这提议目前仅停留在制度研究层面。

　　“我们现在呼吁原创新药，特别是针对超级细菌的药，但很多大企业都没兴趣，因为无利可图。抗菌药物研发成本高、专利期短、由于细菌耐药导致使用寿命有限，再则抗菌药物使用量有限，不像其他治疗慢性病(如高血压)药物，患者需要长期应用，而抗生素治疗感染的疗程一般只有1~2周。”肖永红说。

　　从公共卫生角度来讲，非常需要企业投资，但是企业只会出于自己的考量，政府要承担研发责任。

　　新抗菌药物管理指标

　　“●抗生素使用率由现在的70%~80%降至60%

　　●三级医院抗菌药物不能超过50个品种，二级医院不能超过35个品种，比现有情况压缩了1/3

　　●外科清洁切口手术预防性应用抗生素降至30%以下”

　　对话

　　“史上最严”管理办法能否遏制滥用？

　　记者：为何说新版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史上最严”？

　　肖永红：卫生部今年开展了抗菌药物管理专项整治活动和拟定了抗菌药物管理办法，其中专项整治设定了严格的抗菌药物管理指标。即以往住院患者抗生素的使用率达到70%，甚至高至80%，现在设定目标为60%，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算是相当大的成绩。

　　同时，对其他方面也有严格指标，如三级医院抗菌药物不能超过50个品种，二级医院不能超过35个品种，比现在压缩了1/3；要求外科清洁切口手术预防性应用抗生素降至30%以下，这与整治前95%的比例相比，是非常高的要求。从全球来看，都是最严格的管理办法，到现在为止，没有哪个国家出台过此类办法。

　　记者：为何部分国家能够低比例使用抗生素？

　　肖永红：抗生素使用比例在亚太地区都是比较高的，包括韩国、日本、印度以及东南亚、南美。美国住院患者中抗生素的使用率大概是40%，比较低的是欧洲，北欧最低，大概是20%～30%。在北欧，并无明确法规，也无行政管理，而是通过教育培训，医师和患者形成自觉行动，避免抗菌药物滥用；对医师管理，主要是经常对医生进行用药评估，一旦发现抗菌药物不合理使用，会对其进行谈话。

　　记者：抗生素的使用率应该控制在一个什么度？

　　肖永红：世卫组织建议抗生素在住院患者中的使用率不超过30%，这是比较理想的目标。从实际状况来看，随着生活水平提高、社会进步，感染疾病发生率明显下降，门诊患者主要以心血管病、糖尿病、神经系统疾病、肿瘤等为主，而呼吸道感染、尿路感染、皮肤感染等越来越少，抗菌药物使用比例理应下降。发达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抗菌药物主要品种以青霉素、磺胺等为主，而在我国常用的三代头孢菌素、喹诺酮类药物应用量有限；如瑞典门诊治疗泌尿道感染所用药物是我们在40年前用的呋喃妥因，这在我国基本没人用了。虽然北欧国家高福利，但并没有因为是免费医疗而乱用抗生素。今年卫生部所设定的管理目标，比较符合我国具体现实状况，也不失管理力度。

　　记者：为何我国抗生素滥用难以管理？

　　肖永红：单纯由卫生行政部门管理抗菌药物还存在困难，如我国有药厂6000多家，生产抗菌药物1000多个品种，数万个产品，每个药物可能就有上百个厂家在生产，导致抗菌药物不合理使用，为此，建议国家药监局在这方面应该有所作为，在药品生产源头加以控制，设定一定数量的抗菌药物品规限定，能保证国家用药需求就够了，不要谁来申请我都批。

　　药监局刚刚发布的去年药物审批结果显示，最新审批的药物当中，抗菌素的依然占到六成。现在的办法与最初有所不同，去掉了很多具体的指标。目的当然不是妥协，而是既能够保证实施这个办法，也能保证临床用药的需求。

　　记者：目前克服抗生素滥用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肖永红：体制问题是最大的障碍。“以药养医、以药补医”的现状是医疗机构药物不合理使用的根本原因。据调查，我国医疗机构营业额药占比在40%~50%，其中抗生素占到整个医院药品大概20%左右。当医疗机构不以药品销售支撑其运营时，合理用药才能纳入到正常轨道。希望通过医疗体制改革，减缓药品使用的压力。

　　记者：对于抗生素滥用，您还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肖永红：建议成立一个高于单一部门的抗菌药物管理委员会，由其组织协调每个部门之间的关系。比如瑞典设立有全国抗生素管理组织STRAMA，协调药监、卫生和农业等部门工作，监管抗菌药物在各领域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