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店定潜规则推销高利润药

　　12月9日傍晚，有位60岁左右老人在家人陪同下来到店内买止咳糖浆。店长向他推荐念慈庵，老人表示不要中药，店长从含兴奋剂药品柜台上拿出一瓶可愈糖浆，并询问老人是否有高血压或心血管疾病，得到否定回答后，就将药销售给老人。

　　结完账后，店长叫老人在一张名为“必须凭处方销售药品销售登记表”上写下名字和年龄。“这种含兴奋剂的药品对老人很危险，没有处方能卖吗？”等老人走后，记者问。“没事，我刚才不是问了他有没有心血管疾病吗？只要他没有就没事。”店长称。

　　百济堂药品超市

　　高毛药摆放在显眼位置

　　12月初，记者来到百济堂药品超市清河店，希望以实习生的身份进店学习。

　　店长徐女士让记者填写了一份简单的个人简历，登记了毕业院校和工作经历，未进行专业知识的提问，就让记者进店实习。

　　清河店位于海淀区清河永泰园甲1号，是一个面积四五百平方米的药品超市，陈列几千种药物。店内有十几名销售人员。

　　记者在实习过程中发现，销售人员在给患者介绍药物时，总是会先推荐一两种药，但这些药可能并不是同类药物价格中最贵的。一位在店内工作多年的销售员说，在商品的标价签上，除了介绍产地和规格外，还有一个类别项。一些药品在类别中标注了A、B、C，这就表示这种药是所谓的高毛药，按照利润的高低分成三等。这些药品通常陈列在货架的显眼位置。

　　高毛药高达9%

　　“我们每个月的是1200元，而就是靠销售这些高毛药。以前销售A类药品的返点可达10%以上，现在降了，A、B、C三类统一为9%。这样每个月的工资约三四千。”老员工称，这个标准，是由总公司统一制定的。

　　如果顾客点名要什么药，销售员会在拿药后，再给对方推荐一些其他功效的高毛药；如果顾客有症状但不知如何用药，销售员会第一时间推荐高毛药。顾客拿着药到门口结账时，销售员会向收银员报出自己的工号，同时打印出两张小票，一张顾客拿走，一张销售员留存，那是销售员每天的销售业绩和依据。

　　在药品超市员工休息区内，挂着12月1日到10日销售业绩公示牌。10余名员工几乎每人都有两三万的总销售额。其后列有A、B、C三类药物的分别销售额。表现最佳销售员总销售额为3.2万，A、B、C三类药销售额8500元，按照9%计算，可近800元。

　　而对于抗生素的销售，药店并没有严格的监管措施。顾客问是否有抗生素时，销售员只是简单询问是否曾经吃过，如果有服用经历，就会销售，不需处方。

　　12月中旬，记者曾以感冒患者身份，走进多家药店，发现药店销售员通常都会推荐一些药，并同时试图搭配一些消炎或清热药。

　　12月17日，记者进入曙光西里一家药店，销售员递上一盒25.8元的风寒感冒颗粒，并表示，“这药是一种抗病毒药，能够消炎去痰，效果好”。记者询问其他药的情况，女销售员却始终称，“这药比较好，其他都不太行”。记者指明要某种药时，销售员说：“这种药只能抑制感冒症状，但吃完后该怎样还怎样，不能根治，还是搭配一些其他的药”。

　　业内揭黑

　　高毛药是盈利最大保障

　　根据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官方数据，北京的药店达6800多家。“大伙都知道卖药是一个高利润或暴利行业，但不知道利润如何产生，其实我们主要靠销售高利润的药品来盈利，这就是业内称的"高毛药"。”一位经营连锁药店4年多的药店经理罗玲(化名)透露，药品出产后，当地发改委会给药品定价，再到全国各地销售。高毛药的产生，是部分厂家在向发改委申报价格时，有意抬高成本价，提高毛利空间，订一个高出成本价很多倍的价格。这些药品在进入药店时价格很低，却高价销售，这就是所谓的高毛药，是药店盈利最大的保障。

　　罗玲向记者出示了药店的进货底单和一些医药公司的销售出库单。上面显示，很多药品的供货价和零售价之间存巨大差价，利润通常达到300%到1000%，有的甚至能达到2000%。如北京一家制药公司生产的肠溶胶囊，药店进货价格为每盒4元，而店内销售价格为39元。罗玲称，这还是刚经过发改委降价处理的，以前售价每盒70多元。

　　罗玲称，关联销售是让进入店内的顾客，在确定一个病症后，尽量多购买相关药品，搭配着销售。如果一个感冒患者进入药店，他们肯定会推荐一盒主治感冒的药，加上两到三盒消炎药，一盒清热解毒的药，如果对方认可的话，还会拿一些保健品。“一个感冒患者，我们可以让他一次拿100到200元的药，而进价20元都不到。”罗玲称。

　　“相关部门限定药品价格后，如0.5克×24粒这种规格的价格限定为多少钱一盒，一些厂家会钻空子，生产0.25克×30粒规格，这种规格没有限价，他们就能自己定价。”罗玲称，药店接到药品降价通知后，会打印出药品单子在店内找同品种，高价的就降价，低于进货价的就退货。

　　业内人上网晒药品底价

　　销售药品的，令老百姓难以吃到平价药和放心药。一些在医药行业打拼多年的业内人士，开始纷纷站出来，揭露医药行业的黑幕。罗晓(化名)就是其中一位，他在北京从事医药行业20年，是一家医药公司大股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