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收入5.4万亿 我们生活在一个灰色的社会

　　事实上，王小鲁教授的研究表明，在这两种极端社会阶层之间的更广大的社会，也处于一种灰色状态之中。如果说腐败已成为权力运作的润滑剂，那么从权力到权利，从政治到经济，我们每个人都处于一种边界模糊的状态中。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摸索和试探这个边界。距离权力越近的人，灰色生活的成分越大。一些基层官员的大部分精力，几乎都用在了适应和探寻这种颜中。

　　对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灰色社会也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困境。一方面我们为此感到烦恼，甚至常常处于危险的边缘；另一方面我们又依赖于此，否则便会“水至清则无鱼”，丧失了生存的空间。因此，人们一方面在清扫雾霭，想要分辨黑白；另一方面又在制造灰色，以便从中渔利。

　　正因为如此，也有人认为，灰色是一种和谐的色彩，它维系着社会的稳定。就好比每个人都陷入一种泥潭之中，虽然很不舒服，而且随时有进一步陷落的危险，但是也很少人有机会单独走出困境。在这一点上，王小鲁教授的研究很有价值。他用数据指出，灰色收入加大了社会贫富分化，扩大了社会不公。2008年63%的灰色收入集中于顶层10%的城市家庭，而且其主要来源既非人力回报，也非资本回报，而是权力回报，也就是围绕权力产生的贪污、渎职、寻租等腐败行为。

　　在一个相对清明的社会中，权力作为一种公共资源，是用来维护社会公平，消除贫富差距的，它要让社会变得黑白分明。在一个灰色的社会中，权力成为特权阶层牟利的工具，通过干预资源配置、财富生产和分配，以权谋私，中饱私囊，从而加剧了社会不公。社会越灰色，贫富差距越大，社会矛盾越激烈，稳定也就成为一种奢想。

　　无论是古人梦想的清明政治，还是现代社会的权责分明，灰色社会都被视为危险之途。王小鲁教授的两次调查研究表明，从2005年到2008年，中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灰色收入的比例迅速扩大。这说明依靠现存系统内部的自我矫正和自我清理，不仅于事无补，还会适得其反。

　　答案并不难找。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总理前往视察时，重提政治体制改革。他指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这不过是对30年前言论的重复，依然获得了极大的喝彩。人心所向，黑白分明。

　　作者系南都传播研究院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