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免死牌惹非议 不是什么都该与国际接轨

　　反对

　　与国际接轨不能忽视国情

　　对于贪污受贿罪的量刑，特别是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量刑，从轻判决似乎符合“国际惯例”和现代司法的发展方向；特别是在不少国家已经取消死刑的情况下，“取消贪官死罪”在国际上差不多已经成为了一个“基本常识”。

　　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死刑判决，有两大功能，其一是发挥惩处功能，其二是起到震慑犯罪的作用。如果防范腐败的机制健全，极少有官员腐败，人们自然不会对腐败分子如此痛恨，以至于群情汹涌恨不得“杀之而后快”；如果查处腐败分子的机制健全，能够真正做到“伸手必被捉”，一则官员基本上不会铤而走险“以身试法”，二则在腐败分子没有“容身之地”的情况下，也就不必要用“杀鸡儆猴”的办法来震慑腐败分子。这是“取消贪官死罪”的前提条件，也是“国际惯例”中“取消贪官死罪”的现实基础。

　　我国腐败案件高发的现象目前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诸多情况表明，当前的反腐败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健全，查处贪腐案件力度还不够，侦查贪污受贿案件的手段和方法也有待提高，在此情况下，对贪污腐败案件的审判，还必须充分发挥其震慑犯罪的功能。这也是人民群众普遍希望对贪官从严重判的根本原因所在。

　　如果一味地依照“国际惯例”，以对贪官从轻量刑，并进而“取消贪官死罪”，这不仅不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也与人民群众的反腐愿望背道而驰。

　　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底线，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如果公众对司法公正失去信心，依法治国将失去基础，社会稳定也将失去基础。当人们对“取消贪官死罪”的提议报以冷笑之时，在人大常委会激辩“取消贪官死罪”的诸君，是否应该冷静下来，想一想“取消贪官死罪”是否符合国情，是否符合民意？

　　周建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