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扣门”不断，哪根约束链条断了？

　　另一方面，一些意在控制“大处方”的政策效果也被不断翻新的手段规避。今年3月，家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的王玲女士，在长沙市一家大医院做剖宫产手术。8天住院期间，医生还让家人到门诊“额外”买了2000多元药。知情人士透露，这是因为有关部门规定了药费占住院费的最高比例。一些医生一方面通过增加检查，抬高住院费；另一方面一些价格高的药走门诊渠道，不列入住院费的统计。

　　“这些不断翻新的回扣手段，说明如果没有切实有效的激励和监督机制，督促医生合理开处方、合理用药，治理医疗回扣就难奏效。”刘伏友直言，大体制不改，医生收受回扣的动力就难消除。

　　揭黑“勇士”大多处境不堪

　　内部监督待激活

　　一批实名举报大处方、收回扣内幕的医疗界“勇士”，曾如暗夜中的萤火，给人们带来慰藉。记者近期在湖南、安徽等省对他们进行回访，却发现多数人至今未能走出孤立之境。

　　湘雅医院的陈玉祥教授曾实名举报医院医疗设备、药品采购方面的问题。“举报后，经常接到威胁电话。”陈玉祥说，自己虽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还是感到压力太大。

　　娄底市中心医院的胡卫民医生，是媒体曝光的“揭黑医生”中处境比较好的。他说：“举报对我今后工作的不良影响已基本消除。但我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努力，却几乎没有触动回扣积弊。”而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曾坚持十年举报回扣的张曙医生，也在工作中遭遇巨大压力。记者日前多次试图与他联系未果。四川省的肖汉伟医生，举报事件后被迫离开家乡。记者辗转了解到，他先后到山东、重庆的多家民营医院打工，目前下落不明。

　　近期多起回扣事件曝光，多得益于内部披露、网络曝光和媒体。“治理医疗回扣，需要建立广泛发动内部参与监督的机制。”因揭露医疗黑幕被迫辞职的陈晓兰医生认为，有正义感的医生还是不少，但现行环境下，敢站出来讲真话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