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为重金属污染稻米负责？政府的一笔糊涂账

　　同样，潘根兴教授致力推广的通过营养液减少水稻镉吸附的技术，少有地方政府感兴趣。但时不时，他也会成为某些政府领导的座上宾，政府希望他能写报告，将某片城郊耕地形容为无法修复的重金属污染土地，以便改变土地用途进而扩张城市。

　　多位学者认为，不少地方政府试图利用耕地污染进行土地变性，对真正的污染土壤和稻米则缺乏修复的动力。

　　作为学者，陈同斌和潘根兴事实上更为关心中国上亿亩被重金属污染土地是否得到真正重视，土壤修复以及作物种植结构调整是否得以科学推进。但他们暂时还未能看到太多希望。

　　政府决心是关键

　　重视而不回避，才会有真办法

　　学者见到更为普遍的现象是，由于污染主要是前任政府造成，各地现任政府更愿意选择逃避责任，而不愿直面问题。导致问题堆积，伤害继续，以及新的污染仍在形成。

　　反观中国土壤污染在过去数十年的形成过程，即与各地政府"紧密相关"。

　　相当数量污染工矿曾是各地国有企业；还有很多非国有企业，至少也一度被地方政府认为是环保的。

　　显然，短时间内破解土壤污染进而改变稻米污染现状，是不现实的。但学者指出，关键中的关键，是政府一定要重视而不回避，如此才会有真办法。而且，中国现行体制决定，单靠农户无力改变重金属土壤污染和稻米污染现状，所以政府应切实负起责任。

　　潘根兴等人认为，在土壤修复和稻种选育等方法远水不解近渴的情形下，政府至少从三个层面大有可为：

　　在污染区民众身体健康层面，政府起码要搞清居民身体状况，该救治的要提前介入，并不严重的也要告知真相。

　　在膳食结构层面，起码要补贴给污染区农民部分正常的大米，平时也要设法减少他们对污染大米的摄入量。实际上，严重污染区农民的食用大米，应该完全由非污染区供给。

　　在土地治理层面，对污染土地要努力修复，有条件的弃耕治理，无条件的改变种植结构，如种植一些不作为食物的经济作物，例如树苗、花草等。政府起码可在污染区与未污染区间实现作物统筹。

　　有学者近年在推动中国为土壤污染立法，国家也在进行相关考虑。但也有学者认为，立法不是关键，因为中国已有50余部关于环境污染的法规，仍未能控制好污染，而美国仅有几部，就基本管好了。所以，政府的决心和执行力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