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癌症患者住院难罪魁是制度

　　问题

　　为何大医院不愿意收

　　原因一：医保政策逼医院挑患者

　　“总共就这么多钱，要是超过了，医保部门肯定要处罚医院，甚至会影响来年的预算，那么医院怎么办？这是政策逼着医院挑患者。”中山大学肿瘤医院医务处处长何韵说，面对医保政策的不通融，医院其实有很多苦衷。

　　据了解，上海施行的是总额预付制。这项制度规定，医保部门在每个医保年度的年初，会预算医保的总费用，把这笔钱交给医院。而医院当年获得医保总费用的多少，要以上一年度的医保总费用为基础，并结合医院上一年度的门诊、住院人次及次均费用等。

　　在这笔钱中，医院不能超支，否则就要自掏腰包。同时，医院还要增加住院人次、降低次均费用，争取来年得到更多的医保预算。

　　虽然医保政策各地不同，但对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大医院来说，患者数量庞大，医保政策都倾向于压制患者在医院的“消费”。比如广州地区采用的是定额付费制度，每看一位肿瘤患者，广州市医保部门向中山大学肿瘤医院支付20500元，向其他三甲医院的肿瘤科支付18000元。而深圳的支付费用要高于广州，每位患者支付24000元。

　　但对于肿瘤患者的费用“无底洞”来说，医院依然存在着“冒顶”的风险。因此，政策逼着医院内部纷纷出台各种规定来应对，比如要求患者住院不超过两周，用药上要求医生多用医保范围内的药物，开药行为更加自律。

　　何韵坦承，外地医保患者或自费患者不会受到广州市医保规定的约束。由于还没有实行全民医保，各种规章制度没有联网和接轨，肿瘤患者在外地大医院接受治疗，可拿着相关费用单据回原籍地报销。

　　有关专家指出，医保政策对本地的医保患者反而不公平。在政策引导下，形成了“医保逼医院，医院挑患者”的怪现象。

　　原因二：无形的指标压力

　　“患者一旦入院，住院时间较长，影响整体平均住院日。而患者平均住院日，是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医保管理部门对医院工作效率、质量的评价指标。”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医保办主任田献氢指出，晚期癌症患者到大医院就诊，确实存在很难收入院的情况。

　　降低平均住院日原本是为了解决住院难问题。田献氢指出，在床位一定的情况下，只有缩短平均住院日、提高周转率，才能接受更多的患者。但有专家指出这一指标的悖论所在：由于晚期癌症患者会“压床”，影响平均住院日，也让更多的患者无法入院，结果医院将晚期癌症患者单独挑出来，造成晚期癌症患者住院难。

　　晚期癌症患者住院，影响的指标不仅于此。一位大医院的肿瘤科医生告诉记者，收治晚期癌症患者，对医院的患者死亡率会产生影响，收多了这种患者，死亡率上去了，“面子”、“里子”都不好看。另外，晚期癌症患者基本做不了多少大检查，也无法动手术，主要是用药物来维持。为了平衡比例，只能在其他患者身上少用药、多做检查往回拉指标。

　　这位医生说，这些都是重要的医疗质量考核指标，医院会将这些指标分解到各个科室，要求灵活执行，但都没有考虑到晚期癌症的特殊情况。

　　原因三：大医院最不缺的就是病人

　　“大医院住院实在太紧张了，没有关系根本进不来。” 何韵说，秦金培被拒的都是大医院，而这些医院最不缺的就是病人。

　　住院之难，40岁的安徽急性髓性白血病患者潘小明深有感受。她从芜湖老家来到北京治病，“一个化疗疗程结束，当天就要搬离医院，腾出的床马上就会有新患者‘填’进来，半天都不会空。”曾有记者在浙江省肿瘤医院旁一些小旅馆进行调查，发现一些来自农村的患者，甚至租住几个月等待病床。

　　优质的医疗资源与患者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在肿瘤治疗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

　　有专家指出，肿瘤专业很多前沿技术，依赖高端检验、影像和放疗设备，也依赖医生的技术，在这种情况下，北京、上海等地垄断了最优质的肿瘤治疗领域医疗资源的大医院，就会吸引更多的患者，不断加剧住院难的情况，受到冲击的恰恰是秦金培这样的本地患者。

　　在采访中，一位医生向记者透露，晚期癌症因为没有太多“科研价值”，大医院的医生兴趣并不大。

　　他告诉记者，现在一些大型医院属于研究型医院，要承担各种各样的研究课题。大约20%的患者会入组进行对照组科学研究，而晚期癌症患者科研价值很小，由于各种治疗方法和手段基本试过，救治也很难创造奇迹，临床医生不感兴趣。

　　一位专家感慨，残酷点说，无论从经济学角度，还是从政策角度，晚期癌症患者是“价值链”上最后的一块，最大的各种价值已经在之前的诊疗中被“榨取”了，而最后的“小利”，难以打动大医院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