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遭遇“瓶颈”的“还生术”

　　器官短缺，这是一个短期内无法解决的难题。

　　具体到个人身上，如果他（她）不幸面临这个困境、面对生与死的抉择时，总会有人为了一线生机而铤而走险。

　　“谁不想让自己亲人活下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患者家属说。面对很可能因为等不到合适的器官而死亡的亲属，一点点诱惑便可以刺激人放弃道德底线，去接受一个买来的器官。记得十几年前，坊间小报头条常有卖器官救人、偷肾的爆炸性新闻。这些“小道消息”在暗示着“器官是稀缺资源”这个严峻事实的同时，也给出了它扭曲的应对方式，那就是器官买卖。

　　“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总有人为了满足贪欲而以身试法，如果没有强大外力的制约，器官买卖的地下交易就会存在。”

　　2005年底，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指出过这种状况：“由于人体器官供不应求，又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制约，所以我国器官移植市场已存在诱发器官买卖的倾向，也使得器官交易或变相买卖器官的犯罪行为有机可乘。”

　　2007年3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条例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为了彻底杜绝器官买卖的行为，条例还要求，活体移植的器官提供者必须是患者亲属。

　　因为这些曾经有过的纠葛，器官移植一度是一个，甚至，很多跟“为扩大可移植器官数量”沾边的行为，会被视为像器官买卖一样“不怀好意”，这其中最冤枉的要数对脑死亡的判定这件事。

　　“脑死亡是指包括脑干在内的全脑机能丧失的不可逆转的状态。这些人肯定是已经死亡了，只不过是在呼吸机的辅助下还有呼吸。”石炳毅介绍。

　　目前，很多国家已经为脑死亡立法，明确它是除了心跳死亡之外的第二种死亡判定方式。“脑死亡有其明确的诊断标准，这在医学界是被普遍接受的事实。”

　　但这个概念提出的动机一直遭到质疑。

   “因为最先倡导脑死亡标准的人是器官移植界的人。”石炳毅介绍，“客观的说，脑死亡者的器官是很适合被移植的，因为脑死亡者有呼吸和心跳的存在，很多器官都是有功能的，维持得比较好，比如说，可能还有血压，肾脏还有灌注，有尿，肝脏不缺血不缺氧，在这样的状态下，捐献器官是最合适的。”

　　但即使还给脑死亡概念一个清白，再假设这些脑死亡者的器官以后都会捐赠给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也无法改变器官短缺的现状，毕竟，从临床死亡统计来看，只有10%属于脑死亡，其余90%是心死亡。

　　“脑死亡立法的根本目的不是器官移植。这是两个方面的问题。”石炳毅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脑死亡标准的确立对医学发展有积极意义。

　　2009年4月初，中国卫生部透露，由该部脑死亡起草小组制定的脑死亡标准，即将向社会正式公布。

　　客观的说，政府和社会各界所做出的这些努力，在短期内实现器官数量巨增的目标是不现实的，但一套公正的科学标准，一部合理有效的制度法规，无疑是多数人利益的保护者，是一个健康稳定的行业和社会环境的守护神。

　　—— 也许，从某个角度说，器官短缺是个技术难题，它还要依赖于技术本身的发展来彻底解决，曾一直关注器官移植这个话题的人表示，“期待有一天，科技水平能发展到使用动物的器官移植给病人、使他继续生存，或者，人工制造的器官能用也可以。”科学从来不怕大胆的假设。

　　也没人能否认，这些假设不会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