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医闹”：虚拟世界中的医生视角

　　但是上述途径在现实中却不太好用。北京市律师协会医疗法律专业委员会一位负责同志告诉记者，因为涉及医疗的官司通常时间长，花费大，医生耗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于其中不现实，因此遭遇“医闹”之后运用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并不多。卫生行政部门和医师协会受到目前客观环境的限制，能发挥的作用也不大。有一个数据足以说明问题，目前福建通过法律途径，诉诸法院解决医疗纠纷的只占9%，通过医疗事故鉴定解决医疗纠纷的只占15%。

　　此外，医院在处理“医闹”问题时，往往还会与医生的利益发生冲突。许多医院管理者希望事件尽快平息以恢复医院秩序，不得不对“医闹”持退让态度。一些医院在医疗纠纷赔偿处理中甚至还要求科室医生负连带赔偿责任。

　　中国医师协会的专家在进行专题调研后发现，医生们因为工作中缺乏安全感，只能采取为避风险自我保护的防御性医疗行为。

　　调查显示，在当今的医疗执业环境下，一旦遇到非常危重的病人，即便是医院完全有条件救治的，实行“救人为先、不避责任”的医生比例仅仅只有15％，27％的医生选择“防止病人预后不佳引起的纠纷，将其转诊到上级医院”；57％的医生选择有保留的救治——“要救治，但是要反复和家属强调危险性，谈话录音，尽最大可能保护自己”。

　　在刘跃看来，其实南平事件本身并没有太多的特殊性，这次正是借助网络的传播起到了“发酵”作用。“我们后来搜集整理‘医闹’案例的时候，看到非常多类似的情况，有不少比南平事件严重得多，但大多无声无息地过去，很少有人关注。”

　　“如果医生们的各种渠道都能起到作用，能够保护好医生的合法权益，也就不用我们这些人牺牲业余时间，利用网络来呼吁了。”刘跃说。

　　“医闹”产生的土壤

　　医患双方沟通障碍和隔阂正是产生“医闹”最直接的土壤。而救济渠道的狭窄和代价高昂对“医闹”产生了推波助澜之效

　　不仅仅只有医生们在网上大声疾呼，也有患者选择网络表达不满。

　　就在医生们在网上开展签名活动的同时，另一封由30多名患者家属签名的抗议信也在网上流传，他们抗议政府处理医疗事故的制度对患者不公。

　　这是现实矛盾在网络世界的投影。医患双方都意识到彼此缺少沟通和调解渠道，不得已，他们只能在网上隔空呐喊。

　　事实上对于处理医患纠纷，法律有相关规定。《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就给出了三种指导性的处理方式：一是医患双方自行协商解决；一是直接诉诸法律；一是通过医疗鉴定来判断责任。但现实的情况是，医疗纠纷中的患者方越来越多地选择聚众闹医的极端办法。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往往是出于现实利益的最佳选择。

　　医疗纠纷中涉及的问题，大多专业性很强，取证困难，诸如已经完成的手术，难以对手术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评估取证。审理中，大多数法官又没有医学方面的专业背景，很难就专业本身提出观点，其最主要的凭据还是医疗事故鉴定。

　　但一些百姓对医疗事故鉴定不信任，加上有的人出不起鉴定费，导致这套方案被一些患者弃用。医患之间的自行协商，如果事故明显成立，医院会承认错误。但大多数时候，事件性质认定困难，在自行协商中，谁也不愿意轻易让步。

　　常常就在这种时候，“医闹”有了可乘之机，他们的暴力威胁，能让不肯低头的医院迅速妥协。对比下来，人们一眼就能看出哪种才是最现实的选择。闹，成本低、见效快，还有出口恶气的成就感。

　　由此看来，解决“医闹”问题的治本之道，便是找到医患间的合理疏通管道，这无疑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营建一个新的机制。

　　很多人把“医闹”产生、发展的原因归结为信息不对称、双方对医学认识上的偏差、沟通不够、医务人员违反诊疗常规或诊疗水平欠缺、诉讼程序复杂等等，但李天认为这种种理由并非“医闹”现象滋生、流行的原因。医患矛盾古今中外都存在，虽然可能有言语行为过激的个别现象，但大多数患者都能够按照正常的途径解决与医方的争议。医务人员对于患者家属的过激言词也有一定的承受能力。如果仅仅把“医闹”产生和发展的根源简单归结为医患矛盾激化，未免有混淆两种不同性质问题之嫌。

　　在福建南平“6.21医闹事件”发生后，由中国医师协会组织的首都法律界、医疗界南平市医闹事件研讨会曾发布专家共识：医院和医生有无医疗过错与“医闹”打砸医院、侵犯医务人员人身安全是两回事。对恶性冲突案例，不论是否真的存在医疗过错，其本身都应该受到谴责并依法处理。

　　北京大学医学部卫生法学教研室副主任王岳对记者表示，加强医生人文道德建设十分必要，但绝不意味着就可以对医生的人身安全置若罔闻。解决“医闹”问题是个系统工程，应当将其纳入现有法律制度中加以杜绝和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