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等地疫苗事件引信任危机 部分家长宣言拒打

　　赔偿机制

　　判别因果是世界性难题

　　既然疫苗本身存在这么多不安全因素，系列事件衍生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真的出现了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那么有什么赔偿机制可以弥补？

　　许锐恒表示，目前我国的相关补偿规定是，因接种第一类疫苗引起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费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在预防接种工作经费中安排。因接种第二类疫苗引起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费用则由相关的疫苗生产企业承担。

　　“但是实施起来很难。首先判断疫苗接种与不良反应之间的因果关系就很难。”许锐恒说，很多不良反应是即使不接种疫苗，也会发生的。其次，不良反应可能与疫苗制备、储存、运输或接种错误有关，而与疫苗本身无直接关联。

　　“从科学上而言，区分偶合事件和真的反应通常要求规范的科学调查。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在全球范围内，明确肯定疫苗是否造成某一不良反应的结论极为罕见。”

　　据了解，自德国于1961年率先设立疫苗伤害赔偿以来，法国、日本、瑞士、丹麦、瑞典、英国、美国、意大利、挪威等国都相继设立了赔偿项目，大多由国家财政出资，或者像中国台湾地区那样由厂商与社区共同分担。

　　2010年3月8日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王宇就直言中国的疫苗质量有待提高。话音刚落，1周后山西问题疫苗就被曝光。而行内人士更联想到早在2006年，曾抗击非典荣立三等功的罗耀星，因为收受疫苗经销商贿赂而“下马”的往事。

　　事件已经演化为震动国人神经的“疫苗门”。“事实上，这些事件都不是孤立事件。”许锐恒说。

　　防疫系统

　　从公益机构到“服务”

　　我国公共卫生的防疫系统，过去称防疫站，非典之后，逐渐改称“疾控中心”。“无论名头如何，作为预防医学的重要实施部门，防疫机构都应该是公益事业，疾病预防和控制工作就应该是‘花钱买平安’。”

　　在广东卫生界，许锐恒被称“老防疫”。早在1965年，他就进入广东省广宁县卫生防疫站成为一名医师。这一干，就是14年。

　　在他眼里，这段时期的公共卫生行业与今日有天壤之别。“那时经济水平不怎么样，工资都不多，但是我们的待遇不差。”虽然只是一个医生，但是许锐恒有着和县委书记一致的工资水平。“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受重视，是因为此时正处于中国计划免疫工作的肇始阶段。成千上万像许锐恒这样的医科生，如星火燎原般被派到各个省、市、县、村的防疫站一线。为了迅速提高人口素质，全国上下一致，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广疫苗接种。由于带有强烈的计划色彩，因此称为“计划免疫”。在此期间，中国的计划免疫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比如比全世界宣布消灭天花提早了16年，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评价。

　　1987年至1988年，在天津医学院取得硕士学位的许锐恒获得世界卫生组织奖学金，他到了美国做访问学者。恰在此时，中国的防疫系统悄然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奏。

　　1988年3月，卫生部、国家物价局、财政部共同下发《全国卫生防疫防治机构收费暂行办法 》。明确提出，“适应社会对卫生防疫防治工作需求不断扩大的新情况，加强卫生防疫防治专业机构的经济管理，组织合理的收入，提高工作效率和社会效益……特制订本办法。”从此时开始，防疫部门被批准可以开展“服务”。

　　在许锐恒的印象中，随后顺理成章地，本来一直是国家统一免费提供的疫苗出现了“一类”和“二类”之分，这种分类一直沿用至今。

　　到今日，我国对现有疫苗按照是否收费分为两类——第一类疫苗是指政府免费向公民提供，公民应当依照政府规定受种的疫苗；第二类疫苗是指由公民自费并且自愿受种的其他疫苗。也就是说，一类疫苗的费用由国家支付，二类疫苗则由家长“埋单”。

　　在很多“老防疫”人员的眼里，收费疫苗的出现可谓我国防疫工作的一个“分水岭”。而在1996年重回防疫系统的许锐恒看来，最直观的感受是“防疫站工作人员的奖金比过去多了很多，到了本世纪初，奖金甚至超过了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