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等地疫苗事件引信任危机 部分家长宣言拒打

　　急切呼吁

　　疾控机构有效投入机制

　　“这么高频率的疫苗安全事件爆发，显示我们反思的时候已经到了。”许锐恒说，就像反思医改走市场化道路的成败那样，对我国防疫系统体制改革的反思也应该借这个机会启动。

　　“从根源上来说，过度提倡市场化不适合防疫工作的实施。预防疾病工作与经济利益挂钩不妥。世界卫生组织对于预防医学的工作原则有明确条文：‘不能从预防中获利。’”而现实是，在我国，本来应该作为公益机构的防疫系统，却因为体制给予的便利，而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收费疫苗的营销网络。

　　因为工作关系，许锐恒实地走访过广东省内市县的基层防疫机构，“说是挂个疾控中心的牌子，但我们都笑说中心的实验室是‘太空实验室’，因为只有一个房子，里面什么都没有。”

　　他透露，对于目前广东大部分地区来说，除了广州、珠海、深圳这些较发达地区之外，大部分地区都还未实现全额投入和稳定投入。“因此，对于这些防疫机构来说，服务仍为主要的补偿途径。”

　　根据许锐恒的调查，2005 年，我国防疫机构开展服务收入的比例为54.6%，真正实现剥离三产、门诊等非公共产品服务的防疫机构，该年只有18%。“近年来，服务的开展逐步规范，但没有根本性改变。”

　　在浙江省卫生厅有关负责人的一份学术论文中，记者看到了目前各地防疫机构服务收入分配的比例——基本上是两次“三七开”。第一次是成本与净收的三七开，先提取收入的30%作为服务中的物耗补偿。第二次是指扣除成本后的净收入，用于公积金、集体福利和职工奖励，各占70%和30%。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大部分防疫机构的收入，基本上都是处于让其‘自生自灭’的状态。这样不但不利于发挥防疫系统的公益性，更加强了其追逐市场利润的商业性。”许锐恒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