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医学背上罪恶的枷锁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 张大庆 王一方

　　10月1日，苏珊·蕾沃碧教授一份揭露“60多年前美国政府为研究目的故意让数百名危地马拉人感染性病”的研究报告导致美国政府公开道歉的新闻，通过媒体的发酵，瞬间掀起轩然。关于科学研究的考量、科学家的勇气与良知，以及医学试验受试者的自主性等问题引起了国内相关专家的强烈关注。

　　这种不负责任的研究却在公共卫生的掩护下进行

　　张大庆：今年10月1日，美国麻省卫斯理女子学院网站头条出现了这样一则新闻：苏珊·蕾沃碧（Susan Reverby）教授的一份揭露“60多年前美国政府为研究目的故意让数百名危地马拉人感染性病”的研究报告导致美国政府公开道歉。这份研究报告的威力的确非同小可。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凯瑟琳·西贝利厄斯因此做出公开道歉。希拉里和西贝利厄斯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60年前在危地马拉进行的这些伤害性性病试验“显然是不道德的”，对“这种不负责任的研究能在公共卫生的掩护下进行感到愤怒”。此前，危地马拉总统科洛姆也曾愤怒地指责：“这一事件令人沮丧和愤怒，这是违背人性的犯罪。”

　　王一方：以科学的名义干伤天害理的事情，在20世纪的医学史上并不鲜见。通过这一事件，人们很自然地联想起“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医生、日本731医生在集中营里实施的强迫性人体试验。挂着“科学探索”的名头，研究的目的却是杀戮，甚至是种族灭绝，而且手段极端残忍，包括活体解剖，超高温、超低温、高气压、低气压等极端环境的对抗性生存，烈性传染病病菌与虫媒的接触感染等。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事件毕竟是在国家、民族冲突非常激烈的战争状态，战争罪与反人类罪交织，理应受到国际战争法庭的严厉审判。

　　而今，苏珊·蕾沃碧揭露的这些人体伤害性试验是发生在社会秩序井然的和平年代，以科学的名义、欺瞒的手段来“柔性”实施的。尽管此事不能与纳粹医生、731医生的暴行与罪孽等同看待，且60多年前的医学研究相对落后，规范与制度也不甚完善，不曾对临床科研进行制度性的监督，但我们仍有必要从生命、医学科学研究的层面来总结经验，追讨正义，从中吸取教训，强化当下的制度建设。

　　我们必须对苏珊·蕾沃碧教授表示敬意

　　张大庆：我们常常说“世间自有公论”，但前提是必须有人“铁肩担道义”。此事过去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却没有被历史尘封。我们必须对苏珊·蕾沃碧教授表示敬意，感谢她的勇气与良知，以及学术究底精神。在常人眼里，医学史家只会在故纸堆里讨生活，讲述一些久远的医学和疾病的故事，不对现实产生影响。这是一个误解。克罗齐说得好：“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医学史家对人类健康、疾病和医疗、救治历程的考察都是为了提升人的价值、生命的尊严、生活的意义，都是为了彰显人类的理性与良知。

　　正是这个崇高的目的支撑苏珊·蕾沃碧教授孜孜努力几十年，追究医学科学研究的道德境遇和约束。她的研究重心是著名的“塔斯基吉梅毒实验”。自1932年起，美国公共卫生部门在阿拉巴马州以免费治疗梅毒为名将数百名美国非洲裔黑人男子作为试验品，秘密研究梅毒对人体的危害，实际上当事人未得到任何治疗。这一研究项目直到1972年被媒体曝光后才终止。其间，当事人被欺瞒长达40年，大批受害人及其亲属付出了健康乃至生命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