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宁波改革看药改走势：“作价”乱像遭诟病

　　“要保证医疗机构合理使用廉价药物，必须从利益上建立引导机制。”当地一位人士非常赞同宁波做法。他认为，浙江省试点22种抗生素类药物就是明证。同类药品在实施前后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实施前的“两高一低”变成了实施后的“两低一高”，即进价降低，售价降低，医院的利润率反而升高。

　　遭遇新医改迷题

　　“宁波量价挂钩试点的目的是要给医院合法地增加部分药品收入，可是今年出台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则要求医院逐步取消药品加成。”从国家发改委、卫生部、国务院发展研究室、药监局等部委在最近召开的一场研讨会传出上述声音。

　　新医改方案把医院的收入来源表述地很清楚：一是政府增加补助；二是提高医疗服务收费标准；三是增加药事服务费。“这意味着药品收入将全部变为成本”，李宪法透露说，国家发改委的“主调”是：不能有任何扩大医院药品补偿收入来源的方式。

　　除了新医改政策带来的困惑，2009年1月17日，卫生部等部委共同制定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意见》也在三个方面与宁波药品改革存在不同。

　　李宪法介绍说：第一，规定不同意把采购方式概括为集中询价采购，现在的提法是要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的药品集中采购；第二，必须以省为单位实施药品集中采购，而不是像宁波以市为单位；第三，必须建立财政投资、政府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的集中采购平台，而不是像宁波使用第三方电子平台的方式。

　　一位专家指出，虽然政策允许低价药可以突破顺加作价和量价结合的方式，但并没有规定医院使用廉价药物，政府应当在财政上给予经济补助。而宁波模式的“医疗机构要与中标（入围）药品生产企业或其委托的批发企业签订药品购销合同，明确品种、规格、数量、价格、回款时间、履约方式、违约责任等内容”等规定，也没有在新医改政策中明确体现。

　　另一位专家质疑道，今后逐步消除药品补偿，使得量价挂钩这类国际上通行的采购方式，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向各国政府推荐为首选的采购方式在中国行不通了。

　　关键是流通费用

　　事实是，医院的亏损越来越大。“一方面要降低老百姓药费负担，一方面却对医院投入不足，这是当前政策的软肋。”一位业内人士说。

　　在明确政府补助方式、提高医疗服务价格等问题之前，医院仍然依赖于药品收入。在李宪法看来，国内降低百姓药费负担的主要方式是降低药品价格，而世界卫生组织所倡导的是降低药品的流通总成本。“只有这样，价格的降低才具有意义。”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制定了优良药品采购操作规范，提出了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的4个战略目标和12项操作规范，建立了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管理的国际标准。

　　目前，全国医院的药品库存周期平均为2个月，城市医院的药品库存周期大约为4周，而全国医院平均回款时间则为5个月-6个月。

　　“如果能将药品库存降为几天，医院的资金占用减少几个月，流通企业平均资金占用也减少几个月，那么生产企业的资金占用时间也会相应减少。”李宪法说，“如果全国药品生产企业的资金周转率在目前的基础上增加一倍，整个药品的流通总成本将会大大降低，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三方共赢。”

　　李宪法认为，药物产品流通问题复杂，针对单一问题的单个解决办法会使很多重要问题得不到解决。如果以权力转移为特征的社会化所代表的是政府的政治意愿，可以通过政府主导的方式解决，那么社会化与专业化、信息化三者融合所反映的药品流通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利益博弈和一系列复杂的专业技术要求，只有通过政府主导和市场机制结合，才能最终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医药分开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