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医院的诉求

　　但进入医保是否就一帆风顺了呢？李红宣认为，当然不是。

　　医保费用偏低。李红宣在实践中发现，单病种定额虽是新农合对诊疗费用控制的有效手段，但是部分项目定额标准严重低于实际，比如儿童肺炎定额只有450元，而就目前临床治疗来看，这样的限价标准很难完成治疗，几乎都要超出限价标准。“这种倒挂导致医保的医疗服务反而成了民营医院的负担，我们不得不鼓励医生尽量向自费靠拢，医保只能变成个品牌。简单的病种靠医保，如果完全靠医保我们只能关门。”一个院长直言不讳地说道。

　　新农合政策宣传不到位。李红宣认为，新农合的覆盖日渐广泛，实施细则复杂，要让参合群众详细掌握很是困难，再加之一些地方宣传解释工作不到位，造成参合群众对新农合政策的误解。一些群众简单地认为只要看病就能报销，当面对不能报销的情况时，他们就会认为是医院在故意刁难自己，因此投诉不断。

　　李红宣提出，国家应提高报销门槛和报销比例。他认为，真正使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是一些大病、复杂病，对于一些常规疾病，一是不需要找大医院、大专家，二是诊疗费用并不是高的不能承担，因而医保也罢、新农合也罢，是否报销对患者的实际生活影响有限，而且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对于几百元、一千元左右的看病费用，一般群众并不存在支付难度。因此，新农合应大幅提高报销门槛，将一些基本费用在几百元、上千元的病种从报销名录中剔除，因为这些不是当前最需要的保障对象，而且大量的简单疾病报销还要耗费大量的管理人力。同时，现行的新农合政策，对于报销的比例限定，并不能改善因为大病、疑难病、高诊疗费用疾病致使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状，因此新农合应大幅提高一些费用较高、群众负担较大的病种的报销比例，缓解患者的经济压力，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合作医疗“合作互济”的目的。

　　民营医院并非就是非公益的

　　据了解，全国现有6500家民营医院中，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的比例大约为3:2，因为我国对营利、非营利医院的扶持政策不同，因此民营医院在如何选择定位上始终面临矛盾。

　　“有的投资者听说转为非营利性医院可以不交税，就递交申请成为非营利性的，但后来听说转型后投资回报收不回来，就中途打了退堂鼓，云南的一家医院一个月就变更了两次，结果还是变回了营利性，”刘文华说道，“改成非营利，的确可以免税，但是如果不懂得运作的话，根本无法取得利润，因此一些非营利性医院就开始打擦边球，靠内部的控制和运作来经营。”

　　在此次论坛上，卫生部有关工作人员表示：“国家允许民营医疗结构在营利性与非营利性之间自由选择和转换，但一定要对民营医院做一个营利或非营利的定位仍然有很多争议。”

　　殷大奎认为：“公立不等于公益，民营不等于不公益，如果认为凡是公立的都是非营利，凡是民营的都营利是不科学的。公立和民营都应该是公益的，和民办教育一样。”

　　科研工作需要政策支持

　　对于医院来讲，科研直接关系着专业技术能否迅速提高，京东中美医院的李宁认为，民营医院开展科研教学并不容易。首先，民营医院缺乏国有医院的同等待遇，在立项、申报、资金、职称等方面有先天弱势。比如，在新医改中虽然明确了不分体制，中央、省级可以设置少量承担医学科研、教学功能的医学中心或区域医疗中心、承担全国或区域性疑难病症诊治的专科医院等医疗机构。但是医学科研在新医改中是少量的，而且多半集中于国家教学医院、医学院附属医院或国家级的实验室；其次，由于科研人才的流动性不够，民营医院难以寻找学科带头人，这对民营医院的科研限制非常大；然后，民营医院对投入与产出的预期较难把握，尤其是国家政策总是存在未知问题；最后，民营医院较难获得医学科研机构在设备和人才方面的合作与共享。

　　殷大奎认为：“一个医院的力量是有限的，要开展科研工作，民营医院中学科相近或专业相近的可以联合起来争取课题，也可联合公立医院。开始时，可先取得地级市的科研成果，然后再到省的、国家的。”

　　2004年北京三博医院成立时，就确立了“博医、博教、博研”的目标，大力发展科研教学。2006年，三博又成为卫生部指定的全国神经外科医师培训基地，“按照要求，这种基地必须是三级甲等医院，当时卫生部的政策比较开放，所以这可看做是对民营医院认可的标志”，说道，“这就帮助我们打好基础，为我们以后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们现在正在申请成为首都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首医这次也是从体制上创新，将民营医院作为大学正式的附属医院。我们希望进入这样一个正规的医疗教育机构，把我们的博医、博教、博研做好。同时，我们也希望相关政策能够规范化、制度化和常态化，让更多更好的民营医院脱颖而出。”

　　随着健康意识的增强，人们越来越关注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健康问题，诸如食品安全，医疗保障，医药信息等，健康的生活应从了解信息开始！[[更多精彩健康资讯请进入：新闻频道]]